左图：陈凯伦的母亲巢湘玲（左）与父亲陈亮明（右）。右图：陈凯伦身后的大树旁，正是她母亲巢湘玲当年的情报站所在地。

　　在中国抗战的历史长卷中，香港虽沦陷于日寇之手，但香港市民从未屈服，一直用不同方式奋勇抗战。

　　80多年前，一场文化名人大营救震惊世人。中共地下党员与爱国青年巧妙配合，将800多位文化名人、民主人士安全送出香港，创造了一齣救亡奇迹。

　　从放哨的少年到参与秘密行动的战士，香港市民积极投身抗战，他们的故事见证着这片土地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正如东纵后人所说：保家卫国，香港人从未缺席！\大公报记者 李慧妍（文） 麦润田（图） 融媒组（视频）

　　“我们东纵后人，就是不能让人给看扁了。”《大公报》记者第一次跟陈凯伦女士长谈，是在去往长洲的渡轮上，当日香港发出黄雨警报，风高浪急，74岁的陈女士握着记者的手侃侃而谈。

　　父母投身抗日 战火共谐连理

　　“我身体跟我母亲一样好。”陈凯伦说，“她刚生完姐姐12天就被日军关入监狱，虽受尽折磨，却也幸运的没有落下病根，96岁才离世。”船舱外电闪雷鸣，陈凯伦说得云淡风轻。

　　陈凯伦的母亲巢湘玲，自幼追随哥哥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哥哥于港督府工作，同时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家也成为了粤南省委的联络点。省委同志们来开会时，十几岁的巢湘玲假装周围玩耍，帮手放哨。当被问及母亲做这些工作时的确切年龄时，陈凯伦笑着说，由于当时的法律规定，16岁以下被抓不会入罪，所以母亲“16岁”了好多年，以至于最后不太记得自己的确切年纪。

　　1939年，在抗日战争最高潮时，香港学生赈济会组织大批香港青年，北上湛江等地宣传抗日。在此团中，巢湘玲与来自长洲的抗日青年陈亮明相识，后结为夫妻。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不久，身为地下党员的两人便分别参与了秘密大营救。

　　扮外甥女 送名导蔡楚生撤离

　　巢湘玲接到任务，要协助陈曼云（党内同志）掩护著名导演蔡楚生撤出香港。当时蔡楚生已在港执导多部影剧，是岛中名人，易被认出，处境十分危险，要求巢湘玲尽快将其护送至九龙，再由其他同志转移内地。作为电影导演的蔡楚生深谙化妆之道，他将自己扮成一位失明老人，认作巢湘玲的舅舅，陈曼云则“饰演”大家姐。“两姐妹”自幼丧母，由舅舅抚养长大，如今战事爆发，舅舅失业，按照当局“归乡运动”的要求，一起疏散回乡。

　　几天后，陈曼云带巢湘玲来到筲箕湾小巷中一间已经停业的藤店里，见到“舅舅”时，巢湘玲知道，该是自己“出场”了。三人混入难民人群，队伍庞大而沉默。每到哨岗，“大家姐”便向前用日语与日军攀谈，分散敌人的注意后，巢湘玲便趁机从旁混过去。一些“伪警察”见到家姐会日语，便也不敢轻易刁难。最终幸运地将“舅舅”送至指定码头。

　　当时全港的地下党就是这样分批将800位文化名人、民主人士等送出香港，“由于是秘密大营救，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护送的人是谁，他们下一段谁来接应，如何成行，这些都是绝不能问，也绝不能说的秘密。”陈凯伦说。

　　在日寇司令部旁设情报站

　　走在长洲错综复杂的小巷里，陈凯伦健步如飞，突然在一颗大树旁停下，神秘地说：“这棵树旁边就是母亲的情报站，虽然老房拆了，但她认得这棵树。”陈凯伦又指了指左边30米处的红色建筑：“那边就是日军的司令部。你知道为什么要将情报站设置到司令部的旁边吗？”“我妈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她爽朗地笑着，正午的阳光透过树荫照在她身上，三五游客吃着雪糕吵闹着经过。

　　1942年，巢湘玲随陈亮明到大屿山，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并建立了港九独立大队大屿山中队，陈亮明任指导员。其间，陈亮明负责安排港九大队副大队长鲁风至大屿山养病，也参与指挥了夜袭大澳镇伪警察局等多项重要战斗。日军悬赏抓捕不到陈亮明，便逮捕了巢湘玲，他们刚出生12天的第一个孩子也因此夭折。陈凯伦说，后来由于证据不足以证明她就是陈亮明的妻子，日军亦想跟踪她找到陈亮明，四个月后放了巢湘玲。“多年的地下党经验让母亲马上制定了逃脱计划，她先骗日军说要回长洲，但在船舱门关闭的前一刻跳下船逃脱了。”

　　下了船，记者跟陈女士道别，感谢她远道而来的讲述，她答道：“我今年已经74岁了，只争朝夕。”陈凯伦倡议在长洲建立秘密大营救纪念馆，在大屿山上竖立一座港九独立大队纪念碑。“希望让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士能在香港有个‘家’。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队员基本上都是香港人，要记住这段历史，记住香港人源远流长的爱国情怀。”她有点累了，挽着我的手，慢慢走着：“在那场大营救中有无数的无名英雄。我要抓紧时间让更多的人知道─保家卫国，香港人从未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