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赵云表示，他的调解员之路始于2009年，当时获得基金会资助前往澳洲堪培拉接受为期十天、共四十小时的专业调解训练，取得资格证书。翌年，香港正式推动调解司法改革，赵云便成为本地及中国内地调解推广与培训的重要推手，曾前往潮汕等地为全国妇联干部和法院系统讲授调解理念与技巧。

　　赵云强调，尽管调解自古有之，但真正的制度化、专业化发展却是近十多年才显现。在香港，2010年司法改革大力引入并推广调解，参照了当时英国司法改革的经验，政府积极培训专业人才，确立制度基础。中国内地则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出台人民调解相关条例，2011年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不断补充完善法律基础，使调解从传统的乡土经验逐步迈向现代法律体系。

　　和谐务实解决争端

　　国际上，由于西方法律文化偏好对抗式诉讼，调解始终未能占据主流。直到近年，国际社会才逐渐将调解协议强制执行纳入法律体系。赵云坦言，调解的强制力始终是难题，中国通过司法确认程序赋予调解协议法律效力，而国际社会则以公约形式推动跨境执行。

　　在谈到调解的社会价值时，赵云认为，调解有助于维持当事人之间的良好关系，防止诉讼激化矛盾，且更容易令双方自愿履行协议。现今，无论是国际贸易纠纷、家庭事务、儿童收养甚至跨国诱拐案件，调解已成为重要选项。随着全球司法资源压力增大，调解的灵活与高效日益受到重视，法院、律师和当事人也愈加接受这种“非对抗”的解决方案。

　　赵云说，调解的推广与专业化标志着社会法治文明的进步，也反映了人们对和谐、务实解决争端的共同向往。虽然调解不具备诉讼那样的强制执行力，但在多元法律选择中，它提供了一条更温和、更具弹性的道路。随着制度创新和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化，调解无疑将在未来法治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大公报记者 李慧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