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日军随街捉人驱逐孤岛 惨绝人寰

　　日军攻打香港的1941年，香港当时人口有160万。战前在香港采访的《奥地利日报》记者哥林罗斯（Colin Ross）曾报道，香港没有自给自足的能力，食物、食水全靠内地供应，若开战，负担最大是上百万的居民。

　　日军12月25日占领香港，未几推出人口疏散政策，政策初期利诱市民回乡，但随着粮食严重短缺，日军在占港后期，到处捉人，称为“捉乞儿”，将这些活生生的人群放逐孤岛，惨绝人寰，幸而部分被驱逐到孤岛的香港平民获东江纵队救出。\大公报记者 李雅雯（文） 许棹杰（图、视频）

　　古物古蹟咨询委员会前成员、现任香港海事博物馆藏委员会委员高添强指出，日军政府因粮食及防卫理由，无力处理当时百多万人口，在占领香港第一年已推出所谓“人口疏散政策”。他指出，初期并非强制性，是利诱港人回乡，会安排船、车等交通工具，有指会给回乡者三日粮食。根据资料记载，1941年12月25日时任港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的翌月，1942年1月，日军政府鼓吹港人回乡，借此控制香港人口在60万左右。政策初期是“自费疏散”、“怂慂疏散”等，提供少量粮食及交通。

　　鼓吹归乡 安排车船载走

　　翻查当时的报章，有两则归乡新闻的报道，引述时任所谓“华民代表”主席罗旭龢、刘铁诚、陈廉伯的鼓吹，标题“靠屋租养家者，挈眷归乡予以便利”；另一则“第十九批归侨昨晨启程”，附题“宝安淡水各线明晨再启航一次，潮阳侨民拟请求当局派轮运送”。钟表店老板李国楠忆述日占时期香港粮食日渐短缺，当时直辖“香港占领地政府”的华民代表鼓吹市民回乡。虽然当时内地已受战火波及，但他知有些街坊仍然选择回乡，“你无听过大乱居乡，小乱居城的讲法？”

　　警史专家林建强提供的归乡证件佐证“人口疏散政策”。林建强展示日占期间一名香港居民陈汝镛的系列归乡证件，发证日期为昭和十八年（1942年）8月13日，即日军占领香港第二年。从资料可见，申请回乡的当事人居住地址在中环，离港证明书有多个部门的盖印，包括中区区疫所盖印，由香港总督部卫生课长发行的防疫注射证明书，反映回乡者离境前需接受检疫；另一张是霍乱菌检查证明书，附上香港东华医院盖章。另有南支宪兵队“港入”盖印、归乡指导事务所盖印，印上负责人谭德的名字。

　　东江纵队 孤岛救回同胞

　　但到了1943年，香港已被美军围封，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离港，市民只能徒步离境，风险高，没有人再愿意回乡。日军实行强制疏散，到处捉人，称为“捉乞儿”。文献纪录显示，街上行人会被日军强指“行乞”拘捕，每够50人便发三数天的粮食带上船，发配到无人孤岛。高添强记得在湾仔访问过一名目击者忆述，日军在街头及街尾两边用大麻绳封锁：“若你不好彩遇到日军突然封锁时在街上，便被日军捉上车运走。”

　　香港军票索偿者卢佩英表示，她的婶母一家都被“捉乞儿”捉走，当时获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改称为东江纵队）奋力救出，但卢佩英从获救的幸存者打听到她的婶母已饿死。1988年朱维德著作《香港掌故2》提到二战时，日军将不屈服的爱国人士放逐到蒲台群岛的螺洲岛，亦是日军“捉乞儿”的放逐岛。1995年一宗在螺洲岛发现白骨的新闻，引起高添强关注并租船欲上岛，但因风浪太大未能登岸。“螺洲岛有一个石滩，只是其中一个岛，日军当时可能将港人掉去周边其他岛。”高添强说。

　　香港和平后，1946年4月香港法院审判战犯，将战时负责遗弃平民的日军宪兵高层，以违反人道罪判处成为乙、丙级战犯，起诉罪名是“以人口疏散为名捕捉居民遗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