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东纵老战士谢祥兴指着的地方，是当年日军为搜捕抗日游击队，将村长及村民毒打到半死的地方。\大公报记者盛德文摄；下图：谢祥兴（后排左四）和林珍（后排左三）等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老战士参加南京大屠杀的公祭日的合影。\受访者提供

　　在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期，日军犯下的战争罪行罄竹难书，被杀、病死、饿死者不计其数，香港人口由战前约160万，锐减至战后约60万。这段惨无人道的黑暗岁月，港人家破人亡，路有遗骨。有亲历日军残暴杀人及受尽饥饿之苦的幸存者，忆述当年惨况，无不老泪纵横。

　　血浓于水的家国情怀，唤醒了香港一众爱国青年，加入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成为抗日游击队员，穿梭于封锁区，传递情报，抗击日军。回忆起当年的岁月，老战士和幸存的受害者，无不感慨万端，深感国强才能家安，要永远记住先辈们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大公报记者　盛德文（文） 张凯文（视频）

　　91岁的西贡沙角尾村村民谢祥兴，至今仍清晰记得日军的残暴，“日军每次到西贡扫荡游击队，到处捉女子强奸，将抢来的鸡鸭、牛猪㓥杀，在村口架起炉灶烹煮食用，无恶不作。”

　　谢伯指着村中“育贤书室”旁的空地向大公报记者说道，有次日军扫荡游击队，将附近四条村的村民、村长，全部捉来押到这里，架起机关枪对着男女老幼二百多人，威吓要杀死所有人，不断毒打他们，“逼迫交代谁是游击队、共产党，真是惨不忍睹。”

　　“红小鬼”穿梭封锁区传递情报

　　谢伯表示，沙角尾村是有名的“红村”，“育贤书室”是东江纵队抗日游击队的重要秘密基地之一。游击队常在书室宣传抗日爱国思想，不少村民加入游击队，“我的老师刘锦文就是游击队员，也是本村原居民，他除了教大家识字，还教我们唱抗日歌，教大家要做明辨是非的好人。”

　　日占时期粮食非常短缺，每人每日只分配四両米，村民要靠掘野菜番薯等充饥。谢祥兴和村民被抓去后山修筑工事，“日本仔捉我去打麻石做炮台，那时连粥水都没得吃，哪有力气幹重活，他们见我只打得几粒石仔，就拿软鞭抽打我，根本不当我们是人。”

　　随后，谢祥兴自愿加入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担任“红小鬼”，帮助传递情报，打击日军，“日军对大人查得好严，查到就斩头，小孩不易引起注意，上级就将情报用纸写好卷成粒状，缝在衣角里，我就送去下一站。”

　　经过战火洗礼，谢祥兴特别珍惜现在的和平。在西贡斩竹湾的抗日英烈纪念碑前，他寄语年轻一代，国强才能家安，80多年前我们受尽外敌侵略、欺侮，大家要永远牢记先辈的努力和牺牲，牢记他们保家卫国的精神。

　　日军侵华和香港相继沦陷，激发广大的香港同胞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深深影响了东江纵队抗日老战士林珍的一家。90岁的林珍表示，香港与祖国血脉相连，自“九一八”和“七七”事变后，香港好快就组织了好多赈灾会、读书会等各种活动，宣传抗日，为同胞筹款，“当时比我大15年的大姊林展，经常带朋友来家里倾谈国事和唱抗日歌曲。”　

　　童年的林珍在九龙城家中的阳台，亲睹了日军飞机轰炸启德机场和沦陷后的惨况。当时，秘密加入了东江纵队抗日游击队的大姊林展，受命潜伏在日寇军官公寓当洗衣工收集情报。一日，突然有多名日本宪兵将林展绑在车上游街，押到林家抄家，“因当时有日寇企图侵犯她，遭反抗不成，就诬陷大姊偷军票报复。”

　　险丧日军刀下 一家投身抗战

　　日寇拿着刺刀、军刀将大姊绑在梯间的栏杆，用担挑反复拷打她，逼问军票藏在哪里？8岁的林珍躲在母亲身后，看着被毒打的大姊，“真是好恐怖、好残暴，但大姊好坚强，一声不吭、泪都不流。”日寇更将军刀架在大姊颈上，威吓要斩头，就听到大姊大叫“弟弟、妹妹，若我被杀，一定要为我报仇！”日寇找不到军票，抢走其父的珍贵遗物──军用望远镜后，悻然离去。

　　经此一事，更激发林家对日寇的同仇敌忾，在大姊的引导下，全家五口投身抗日救亡工作。1943年12月，林珍跟着母亲和哥哥，追随大姊加入东江纵队抗日游击队，成了“红小鬼”通讯员，在大鹏湾、坪山一带的游击据点传递情报，二姊留港从事收集日军情报工作。

　　做了大半年通信员后，林珍被安排做“小护理员”，负责照顾伤员。有负伤失明的战友鼓励她：“等胜利了，你回香港当白衣小天使，再给我治眼睛。”共同抗击外敌的乐观精神，令她备受鼓舞，永记心中。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林珍语重心长表示，国安才能家好，和平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共同守护，牢记这段历史和先辈们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