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黄俊康馆长希望透过抗战纪念馆，让更多年轻一代了解香港这段有血有泪的历史，建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公报记者盛德文摄；右图：沙头角抗战纪念馆展出东江纵队的珍贵物品。图为纵队对外联系的电台设施。\大公报记者盛德文摄

　　香港与祖国血脉相连。面对残暴的侵华日军及破碎的山河，血浓于水的家国情怀唤醒了香港的爱国民众。在香港沦陷期间，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热血青年，不怕牺牲，加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抗击日军，他们当中有平民、商人、知识分子、富家子弟，也有不少妇女和学生，共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战篇章。

　　“这支抗日游击队最大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多、女战士多、小战士多，而且八成以上都是香港人，反映了血浓于水，社会各界全方位参与抗战的决心。”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馆长黄俊康对大公报记者说道。\大公报记者　盛德文（文）实习记者余境煌（摄录） 融媒组（制作）

　　香港沙头角纪念馆的前身是罗家大屋，由黄俊康外公、旅居巴拿马的华侨商人罗奕辉于1930年兴建。在日军侵华及香港沦陷期间，黄俊康的母亲罗许月、大舅罗雨中、二舅罗汝澄、三舅罗欧锋及其他亲人共11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港抗日斗争，在战火的淬炼中，罗家四姐弟成长为港九大队的骨干。罗家被誉为“香港抗日一家人”。

　　多名女战友各司其职

　　纪念馆前矗立的游击战士群雕，栩栩如生地展现了这支主要由港人组成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事迹。黄俊康指着戴眼镜、头戴渔民斗笠的机枪手表示，游击队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家境富裕，就读或毕业于香港的名校或大学，体现了香港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心和保家卫国的决心，“我有三名读大学和读英文中学的舅父，连护照都办好了，最后都放弃了移民巴拿马，毅然加入了东江纵队游击队，抗击日军。”黄的母亲罗许月，已带发修行食了六年长斋，香港沦陷后，“二舅父对她讲：现在国破家亡，你不能再继续这样躲避，要起来抗争。次日，妈妈就毅然加入了游击队。”

　　黄俊康表示，港九大队中有好多女战士，分别担任交通、运输、电报等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教导村民识字、宣传抗日等，女性更易融入群众开展工作，“我母亲有位女战友，15岁由上海来到香港，16、17岁加入游击队，好快融入本地，学会了广东话和客家话，成为优秀交通员和女战士，就是典型。”

　　红小鬼宁牺牲不投降

　　港九大队里，有不少是12至16岁的小战士，担任交通员，传递情报、运送物资等，涌现出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黄俊康记得，从小就听母亲讲小交通员的英雄故事，“两名分别14、15岁的红小鬼，一次在完成运送弹药任务后，遭日军包围，宁死不降，最后被日军活活烧死。”面对危险，黄俊康小时候常问父母、舅父，为什么家庭条件不错，还要参加抗战？他们答：因为看到侵华日军的暴行，内心充满愤慨，唤醒了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

　　纪念馆集中介绍了东江纵队抗日游击队在香港抗战中的贡献。走入纪念馆，首先介绍的是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抗战史蹟。1941年12月8日，日军越过深圳河进攻香港。次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即派出武工队挺进香港，开辟根据地。12月10日凌晨，罗汝澄带领武工队进驻沙头角，罗家大屋成为武工队在香港的首个落脚点。

　　同期，罗汝澄联同兄长罗雨中，发动周边村民组成香港第一支抗日联防队，“当时英军溃退，遗下大量枪支弹药，联防队在英军的军火库中捡取了大量枪支弹药，一箩箩运走，仅是机关枪就有30多支。”

　　1942年2月3日，港九大队在香港西贡黄毛应村成立，得到各界民众的支持，不少人加入游击队。罗家大屋前望海后靠山的天然环境，成了游击队重要的交通和补给站，“常有游击队来歇脚、煮食、补给，为方便工作，罗家还开了粮油店做掩护。”在香港沦陷期，至少有115名烈士为保卫香港献出了生命。

　　黄俊康指出，历史绝不能忘记，我们要珍惜、缔造和平。纪念馆自建成开馆两年多来，接待了9万多人次参观，观众大部分是香港青少年，“他们参观完发现，原来香港沦陷期，由香港民众组成的港九大队从头到尾都在坚持战斗，毫不退缩。”

　　他希望透过抗战纪念馆，让更多年轻一代了解这段在香港真实发生的、有血有泪的历史，建立正确的历史观，“这比只是讲大道理更好，讲一百次，都不如来看一次，体验和感受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