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数个慰安妇铜像曾被放在中环的行人天桥上。下图：前高级警司何明新搜集香港慰安妇的历史资料，向大公报记者展示他经常翻阅的相关资料书籍。\大公报记者林良坚摄

　　“香港也曾有慰安妇，她们向日本争取道歉，但当年不获港英政府支持，最后被迫放弃。”香港前高级警司何明新日前接受《大公报》专访说道，他于上世纪70年代驻守湾仔，接触过多位与香港慰安妇熟络和经历过那段惨痛日子的人，听他们诉说触目惊心的遭遇。

　　相较于内地、韩国等地区，香港慰安妇的情况缺乏研究、史料亦更为难寻。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现又临近8．14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大公报记者翻阅相关书籍与报道，并访问有关人士，希望年轻一代铭记抗战历史、珍惜和平建设未来。\大公报记者江凌风（文）、林良坚（图）

　　1941年12月8日，日军攻占香港，港英政府仅抵抗18天便投降。香港自此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他们以“军纪整肃”为名，系统性建立“慰安制度”。

　　何明新在驻守跑马地警署时，偶然得到一本养和医院创办人兼首任院长李树芬的《香港外科医生》回忆录。据其记述，战前港英政府副医务总监华伦天医生穿针引线，日本陆军总医官江口上校赴养和医院会晤李树芬，商讨在香港筹设日军“慰安区”的问题。江口对李树芬表示：“我需要500名女子（娼妓），请教应该怎样着手去寻求？”

　　索要500娼妓 四出奸淫掳掠

　　日军公开索要500名娼妓，但实际上被祸害的妇女远超500人，我们仍无法统计那些被他们强抢奸杀、直接胁迫致死的平民百姓。当时，湾仔骆克道一带圈了长达800米的一大块地段设为日军“慰安区”，日军联同黑社会强行驱逐居住此地的百馀户居民。

　　《战时日军在香港暴行》一书记录：“醉了酒的日兵，到夜半就四出寻女人。他们到处敲门，门板被敲打得震天响，日兵又在门外异样地怪叫着。妇女们躲在各处，日兵的电筒到处射，发现了立刻被拖出去侮辱。有几个妇女说，她们不怕炸弹和机关枪，最怕是日兵的电筒和使人胆寒的敲门声。”为自保，妇女剃发着上男装，脸上用墨或泥涂污躲避日军。当时养和医院收容了不少十馀岁至60岁左右的受害者，有些怀孕、有些流产，也有分娩的。

　　“‘慰安妇’就是一套说辞，掩饰了日军当时的逼迫手段，根本就是‘性奴隶’。人们无法统计日占时期香港具体有多少女性被强奸、被捉走。她们好像军备物资一样，被运来运去，即使侥幸存活，亦客死他乡。”何明新说道。

　　广设“慰安所” 不同名目掩饰

　　他解释，日占时期香港的“慰安所”，也被称为“皇军招待所”、“行乐所”、“日支馆”、“军之友社”、“千岁馆”、“军人俱乐部”或“舞妓馆”。当时，本身是妓女的女性，被迫服务日军，也有大批从中国内地运来的“慰安妇”。这些所谓“慰安所”的经营方式有四种，第一种是由日军直接控制的；第二种是“外判”给韩国或台湾商人管理的；第三种则由黑社会或地下组织经营，实则亦是日军在幕后操作；第四种是原本就存在的妓院，日军承包下来继续经营，强迫妓女提供服务。最初日本并不承认“慰安妇”、“慰安所”，企图将问题归咎于“私人经营”或“合法娼妓”的存在。

　　何明新说，他18岁时多在筲箕湾、湾仔工作，出入酒吧查牌时，无意中认识两位“慰安妇”，她们本身从事性服务业，但她们表示，“自己都没料到会被迫做这个……当时很多同伴被杀，被斩头、被刺刀刺死，日军很残暴……”“能活下来就很好了。”何明新说，40年前社会保守，“我当时也不好多问，她们可能也不想多讲。”

　　妇女遭战败日军挟走 有去无回

　　何明新当水警时，听当年的老船员说过，日军战后匆忙撤离，把慰安妇们捉上船，声称运回内地。“冇可能运得返！船未开到蒲台岛就死了！想救都救唔到。”

　　何明新介绍，相较其他地区，香港仔没有遭受日军大规模施暴，盟军轰炸香港，众日本高官和法国传教士逃往此地避难。他认识一位薄扶林村民，对方生前忆述：“日占时期，他们招募工人做炮艇，五元军票一天，薄扶林村好多人来做。当时这里是码头，被日军改名为‘南了船坞’。”

　　蒲窝曾是旧香港仔警署，被日军占用作写字楼；香港仔工业学校被占领为水上飞机基地，附近设有船厂，方便高级军官逃跑。“香港仔环山边一带，尤其是香港仔工业学校的山边，当时坐落一排旧屋，街坊们说那边都是‘慰安所’，经常看见日军出入，大部分‘慰安妇’可能还是从广州运过来的。”何明新表示，港英政府出于局势考虑，“捂民众的嘴”，封存罪证，时间推移，亲历者逝去，海洋被填为陆地，旧屋清拆，建成高楼大厦……所幸现在有部分文件得以公开，重见天日。

　　采访当天下着雨，何明新带领记者一行人从香港仔中心漫步至蒲窝青少年中心，即使撑伞，四面八方飘来的雨水亦打湿衣裤。三年零八个月，不仅是香港历史中的一场持久暴雨，更是那些“慰安妇”穷极一生都无法放下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