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香港从1941年底至1945年8月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然而大量史实证明，香港的抗战历史并不仅仅是这三年又八个月。在全民族抗战中，香港不仅是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也是国际援助的关键通道。国务院参事室原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名誉兼职教授曹二宝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认为，香港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独特作用。

　　这位曾参与香港回归祖国历程和回归后“一国两制”实践、因公务常驻香港近30年的港澳研究专家介绍，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迅速意识到香港的特殊战略价值。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开赴敌后战场，华南包括港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改由中央长江局管辖。周恩来分管港澳工作，显示香港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快速提升。

　　曹二宝指出，1938年中共在香港接连设立三个重要机构。首先是1938年1月开张的“粤华公司”──不挂牌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香港八办”），由廖承志出任主任。

　　当时，随着内地多城沦陷，茅盾、夏衍、邹韬奋等大批文化名人来港避难，一时群英荟萃。《华商报》油墨飘香，《大众生活》半年发刊30期，还大量翻印《论持久战》等名篇，让中国抗战理念广传海外，凝聚起港澳同胞与海外华侨的抗日热情。

　　97%援华物资经港运内地

　　他说，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何香凝等在港发布公开信，揭露真相，影响力不言而喻。“香港八办”引领他们“实现了周恩来当初的预想，打开了抗战文化活动的新天地”。

　　曹二宝介绍，第二个机构是1938年6月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保盟），宋庆龄任主席，廖承志任执行会长兼秘书长。宋庆龄以其卓越威望和海外人脉为敌后战场募集国际援助。香港当时是中国抗战物资的海外“输血管”，外国进口或援华物资约97%经香港运到内地。

　　1938年夏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保盟转到重庆以前，从欧美加澳和东南亚征集的援救物资，通过香港“联合行”秘密运到延安等敌后战场。仅给“国际和平医院”的卡车就有30余辆，港澳和海外捐款约500万美元（以购买力计算约相当于现在2亿美元），捐赠物资、医疗器械、药品120余吨（平均每月送出3吨）……保盟还引介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华参加抗战。

　　这里提及的“联和行”便是1938年秋季挂牌的第三个机构、香港华润集团的前身，由杨廉安负责。曹二宝介绍，“联和行”由陈云推动设立，主要承担将保盟物资密送至延安等重任，延续了土地革命时期香港作为“中央秘密红色交通线”华南总站的特殊使命。

　　曹二宝说，这段历史充分验证了习近平主席的论述：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香港同胞从未缺席。他认为，香港抗战故事，是中共智慧、香港同胞奉献精神的共同体现，彰显中华民族于危机中顽强不屈的磅礴生命力。 中新社记者 陈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