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这些年台湾青少年自杀率年年攀升，引起台湾社会高度关注。\资料图片

　　据台媒报道：2022年儿童权利公约国际审查会议，本月14日到16日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并由5位联合国专家担任审查委员，但台卫福部门在会中被问到，为何青少年自杀率升高时，竟将原因归咎于，因为“台湾高楼增加”，导致青少年冲动性跳楼增加。台当局官员的这番冷血的分析，引起舆论的强烈不满。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批评，即便扣除跳楼自杀，民进党官员仍无法解释，为何台湾青少年自杀率年年攀升的主因。两岸学者指出，岛内生活压力大，令一些年轻人看不到出路，产生心理问题，导致自杀率上升。

　　台北近日举行儿童权利公约相关会议。在当天的会议中，来自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际审查委员提到，台湾生育率很低，少年儿童死亡率却很高，特别是自杀比例和交通事故，并询问台当局“是否进行了相关研究”。对此，台卫福部门官员谌立中先是回应道，台湾历经工业、商业化的发展，家庭支持力道降低，确实让少年儿童自杀率上扬，尤其是最近5年。但他进一步辩解称，如果扣除跳楼因素，其实岛内青少年自杀死亡就“没有那么明显”，还提到是因近年台湾高楼增加，导致很多人冲动性跳楼。

　　岛内25%中学生曾想自杀

　　台卫福部门的解释引起岛内青少年权益组织和民众的猛批。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称，卫福部门不仅没有正面回答国际委员问题，甚至显示出主责部门专业度远远不足，要求卫福部门公开道歉、严惩不适任的官员。台湾“人本教育基金会”批评称，这正好证明当局并没有好好调查过环境或结构性因素，太习惯于把精神困扰、自杀事件都归因到个人，所以才“胡乱说了一个高楼增加”。不少网民也在相关新闻评论区纷纷讽刺留言称：“怎么不怪地太硬”“以后规定不能建高楼好了”“同理可证撞车是车太多”、“浮尸太多，是因为台湾四面环海”。

　　然而，对于岛内青少年保护团体的指责批评，谌立中16日声称，自己的话是被“断章取义”，拒绝道歉。

　　据台媒报道，台卫福部门发布的“2021年青少年健康行为调查报告”显示，过去12个月，约有25%的初高中生曾想要自杀，更有约15%曾拟出自杀计划，显示岛内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趋严重。

　　台当局忽视道德心理教育

　　另据大公报记者苏榕蓉报道：岛内学者李正圻向大公报表示，青少年自杀是生理、心理、社会及经济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造成的。民进党当局大搞“去中国化”，在修改课纲的过程中同时也把学生们应该要学习的孝顺父母、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都忽略了，造成年轻人抗压性很低，挫折忍受度差，情绪不稳定，缺乏责任心。岛内青少年自杀率上升，是台湾教育失败产生的后遗症。民进党眼里只有选票，对青少年的百年教育根本没有用心经营。

　　李正圻表示，民进党执政6年多来，“缺、乱、差”已成施政代表字，治安恶化、物价高涨、生活压力不断上升，两岸关系也充满不确定性。这些都使台湾青少年生活在一个压力大、希望少、未来充满未知的年代，从侧面反映出民进党当局施政失败。

　　台胞心声：

　　台北市民许陈品

　　“台湾青少年自杀上升，是因为高楼太多”─民进党官员的言论非常荒谬，之前还有官员说“要防止烧炭自杀，最好的方法就是‘改掉中秋节烤肉的习惯’”。民进党“完全执政”，却“完全不负责任”。

　　台北市民吴宇恩：

　　为民众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是台当局的首要工作，但台湾青少年自杀率上升，可见台当局严重失职。民进党官员依旧摆出高傲自大的态度，根本就是失能失德。

　　台南市民陈昱旗：

　　台当局的无能作为让年轻人看不见未来，有的还被迫沦为诈骗人蛇集团的成员，命运多舛。蔡英文曾承诺 “最挺年轻人”的话语，如今看来不是“相挺”而是“相害”。

　　台北市民刘性仁：

　　台青少年自杀率高与台青缺乏成就感及方向感有关，再加上经济差，失业率高，这些都是青少年自杀的主因。校园霸凌问题和毒品肆虐，蔡政府责无旁贷，难辞其咎，无力也无心解决。

　　校园霸凌猖獗 “手机世代”难应对

　　据台媒报道，台当局卫福部门统计，12至17岁青少年“蓄意自伤”趋势从2014年逐年攀升，在2019年达到历史高峰。全台不分龄自杀死亡率逐渐趋缓，但为何越来越多青少年却轻生?据报道，2022年3月全台就有3起中学生坠楼身亡事件曝光，6月至8月也有4件。

　　全台自杀防治中心统计，15至24岁为青少年自杀的主要族群，近5年每年死亡人数约在200人上下;14岁以下学童自杀的人数则在近年有明显成长，2005至2017年皆只有个位数，但在2018年突破十位数，更在2020年翻倍至21人。若以各年龄层自杀死亡率来看，25岁以上的族群皆有下降趋势，唯12至17岁及15至24岁年龄层的自杀死亡率逐年上升。

　　岛内有报告指出，自杀目前在青少年十大死因中占第二位，仅次于意外，显示青少年自杀问题已不容忽视。

　　台湾教育部门的报告曾指出，学生自杀死亡难单一归因，人际、情绪、家庭困扰、中辍拒学等问题皆包含在内。台北市自杀关怀访视员刘芳语表示，“现在校园霸凌可能是24小时的，小至班上的Line群组，大至可能在学校的网页，这个变化造成的压力，其实是比以前来得多。”当手机荧幕取代“面对面”的互动，难以传递表情与情绪，让青少年更容易“误判”对方的感受，饱受人际挫折。当霸凌行为渗透线上与线下，青少年更难以从中抽身。有教育工作者认为，“滑(手机)世代”的孩子，人际关系横跨虚实，“看似很容易接触到你想要接触的人，但在关系的品质反倒是疏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