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林行止先生在《信报》专栏批评了7月14日紫荆杂誌社等机构主办的第三届《“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研讨会》上王振民部长、饶戈平教授和宋小莊的发言。他以半篇的篇幅来指责他们的不对，是讬大了。大概他自己也意识到如此，所以他强调，有关讲者的论断也受到李柱铭、李鹏飞、曾钰成的质疑，他还说希望不同的观点要有机会公开辩论云云。

　　立法与司法解释并存

　　不同学派的辩论和论争，本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论辩两汉今古文经学同异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就是典型之例。西汉建元五年（公元前136）汉武帝设《五经》博士讲授儒家《易》、《诗》、《书》、《礼》、《春秋》五部经典。当时隶写经典称为《今文经》，後发现篆写经典，与流行本不同，称为《古文经》。《汉书．宣帝纪》记载，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颁诏，命“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会议在皇宫石渠阁举行，故称石渠阁会议，重点讨论《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同异，公羊之说取胜。会议发言稿称为《议奏》，惜不传。如能流传，想必很有意思。130年後，《後汉书．章帝纪》又记载，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在白虎观召集诸儒开会，辨析《五经》同异数月，遗有《白虎奏议》（亡佚）和《白虎通义》。会议目的想把经学的各种分歧和解释统一起来。但《白虎通义》比较艰深，不懂经学的人看不懂。

　　香港基本法的文字浅白，比古代经书好懂，但牵涉到的理论和学术问题还是相当多的。王部长和饶教授是否看到林先生的评论，是否打算赐教，笔者不得而知。鲁迅先生说，从血管流出的是血，从水管流出的是水。两者未必可以交融一起。香港基本法的歧见，比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尤其激烈，恐难协调，民间可以做推广普及教育而已。然而，林先生对笔者提出的两点质疑，笔者以香港的时事评论员的身份（不是林先生所说的“至於同场演说的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愿借此文章分述理由如下。

　　一、立法解释优於司法解释

　　普通法适用地区，通常只有司法解释，不存在立法解释，不存在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平行的问题。对香港特区当地的法律，也只存在司法解释一种。然而，香港基本法既是全国性法律，又是香港特区的宪法性法律，就存在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两种解释，但两种解释不是平行的、河水不犯井水的关係。理由如下：

　　第一，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属於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区法院（含终审法院）的司法解释是人大常委会授予的。两者发生授权和被授权的关係，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高於、优於司法解释。终审庭有终审权，但没有对香港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人大常委有香港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但却没有审判权。

　　第二，香港基本法包含中央管理的事务、中央和香港特区关係的事务以及自治範围的事务三类，就发生分类的问题。涉及条文分类的香港基本法第17和第158条属於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係，终审法院应当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

　　第三，对中央管理的事务以及中央和香港特区关係的条文，终审庭务必提请解释，并依授权者的解释适用。如终审法院解释错误，或应当提请而没有提请解释，人大常委会也有权解释，该司法解释就失去先例作用，但终审判决依在。为避免终审判决出错，人大常委会还可以主动、提前释法。

　　二、立法解释的场合比司法解释为多

　　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和普通法的做法，司法解释只能在法庭审理案件时发生，通常不可能在审理案件以外的场合发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根据2014年6月白皮书的说法，已建立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行政长官向国务院作出报告并由国务院提请人大常委会释法、特区终审法院提请人大常会释法三种立法解释的场合。也就是说，不论主动、被动；不论抽象、具体；不论是否有案件审理，立法解释都是可以的，但司法解释只能在审理案件时进行。

　　人大常委会谨慎行使释法权

　　这样说可能给人们立法解释比司法解释多的印象，实际上并不是。回归21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解释香港基本法五次，而香港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却解释了该法数百次。儘管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比司法解释高，立法解释的场合比司法解释多，但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权却是非常谨慎的。

　　最後还要强调，香港基本法是全国性法律，在全国範围内要有统一的理解和实施，立法解释地位比司法解释高、场合要比较多元，还有其他共同的理由：

　　第一，对涉及香港基本法中央管理的事务以及中央和香港特区关係的条文，该法第158条第3款要求终审法院在作出终审判决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但如终审法院没有这样做，而作出的解释又不正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只好作出解释纠正。但不会影响终审判决的结果，只是有关司法解释失去先例的作用。

　　第二，对涉及香港基本法高度自治範围内的条文，根据该法第158条第2款的规定，终审法院是不必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但如终审法院的解释不正确，为使该全国性法律在全国範围内得到统一的理解和实施，人大常委会只好做出解释。但不会影响终审判决的结果，只是有关司法解释失去先例的作用。

　　第三，涉及香港基本法的诉讼或司法覆核案件，未必上诉到终审法院，就已经结案了。不论是一审，还是二审，都已对香港基本法作了解释，如该等解释不正确，为使该法在全国範围内得到统一的理解和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只好作出解释。但不会影响有关判决的结果，只是有关司法解释失去先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