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的审议指出：“要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机遇，携手港澳加快推进相关工作，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由此可见，国家赋予粤港澳大湾区的目标就是“国际一流”和“世界级”。从国家顶层设计出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香港来说，其战略意义具有节点性、全面性和长远性三大特质。

　　跨区合作推动政策创新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各级各地都在密锣紧鼓积极筹备和推进，香港亦应该重点倾注人力、物力和财力率先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专案建设。

　　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香港发展的节点性意义

　　香港在回归21年间，中央政府给予了CEPA、“自由行”等一系列支持香港发展的积极措施，但这些措施实施效果并不十分理想。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贸环境变迁、疫情、社会运动等综合因素对香港经济造成的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提出，具有节点性意义。通过国家战略引导香港从单一经济体转型到城市群经济体，赋予香港经济发展更多的稳定性保障。

　　广东自贸试验区设立的一个重要定位就是成为深化港澳合作的示範区。通过前海、南沙、横琴与港澳在投资贸易、金融、法治等领域的制度创新，给予港澳地区更多投资机遇。2018年广东自贸试验区的深改方案基於2015年实施的总体方案上，制定了更多支持港澳发展，特别是粤港科技合作的措施。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动，广东自贸试验区未来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衔接港澳的桥头堡作用将进一步提升。

　　当今世界区域竞争一大特征，并非国与国、区域与区域竞争，更多的则是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竞争。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几乎同时上升为国家战略，雄安新区是“从无到有”，而粤港澳大湾区则是“从有到优”。香港与珠三角联动发展能大大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香港发展的全面性意义

　　之前粤港澳三地的合作更加集中在协议安排的形式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求三地从行政区管治模式转型到跨行政区的协同治理模式。美国的纽约新泽西港务局已率先垂範，建立了跨州协同治理模式。粤港澳虽然处於“两种制度、三个关区”的特别情况下，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利於在既有制度安排下，更大力度推动和协调三地政府在政策沟通上变革和创新。

　　根据香港四大支柱产业的走势和特征发现，香港金融业最具备长远发展竞争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国家战略，一是能协调湾区内香港、深圳和广州三地金融中心功能布局，二是能通过政策安排凸显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和广东基於製造业的“前店后厂”式合作的重要性已经逐渐降低，服务贸易将成为未来两地合作的重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利於继续推行CEPA未能有效实现的目标，在服务要素更便捷流动上逐步给予开放。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自由贸易区的加快建设和自由贸易港群的探索建设，为香港的金融业、贸易及物流业、专业服务业提供更大的内地拓展空间。

　　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就是首先实现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设施联通，这对香港融入全国的交通网络是一个重大利好。通过港珠澳大桥，实现香港与珠三角西岸投资贸易、生活、工作等全方位的直接对接。通过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实现香港与深莞、广佛经济圈的对接。通过深圳湾大桥和河套地区，实现香港与珠三角东岸的更紧密合作。配以海港和空港优化建设，香港将在“海、陆、空”与湾区其他城市形成立体式1小时交通网，并通过珠三角衔接内地各个城市交通网络。

　　倚靠国家打造“全球城市”

　　珠三角地区和香港血脉相连、语言相通、风俗相近，是香港与内地“民心相通”的第一步。

　　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塑造是重要的指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在三地文化交流、环境联合治理、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制度安排，提升香港市民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便利性，让香港市民更切实地了解内地的文化风貌，提升香港市民对祖国的认同感。

　　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香港发展的长远性意义

　　香港是湾区内最具国际城市形象的，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亦积极协助香港实现“全球城市”的目标。香港的产业结构不存在太大问题，未来也不太可能再製造化和再工业化。香港与新加坡、新西兰等微小经济体最大的区别是香港并不畏惧国际风险，核心原因是：香港有广大的内地作为腹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利於香港更加巩固国际航运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地位，专门去服务内地的製造业等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珠三角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互联网经济、高新科技产业等领域甚至超越香港。但香港的金融业、专业服务业则一直领先全球，是珠三角产业转型和消费升级所需的。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更多的令到香港可以充分发挥自身所长，与珠三角形成互补和合作，共用祖国经济发展红利。

　　经济学博士后、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