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从2008年美国爆发“百年一遇”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主流媒体已开始反思西方政治制度，起初称西方政治制度“瘫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胜出美国总统大选后改称西方政治制度“发癫”。但在香港，“拒中抗共”政治势力依旧奉西方政治制度为香港政制发展的圭臬。香港一些居民深受西方意识形态薰陶，迷信西方政治制度。推崇和追求西方政治制度的另一面，是歪曲和贬低国家政治制度，这是从1991年香港立法机关引入地区直选以来，“拒中抗共”政治势力一直得到多数选票的基本原因。

　　中国有句俗话叫“不撞南墙不回头”。以这样的观点看，也许香港一些居民需要在香港照搬西方政治制度而尝到苦果之后才会醒悟。问题是，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单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此其一；香港作为小经济体，也经不起政治折腾，此其二。所以，特区政府应当以当前世界各国应对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制度表现为活生生的教材，促使那些迷信西方政治制度的香港居民清醒。

　　长期以来西方政治制度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被视为普世文明，是建立在西方主导世界格局，西方国家位於世界的中心，繁荣、自由，而广大非西方国家亦即发展中国家处於世界的外围，贫困、落后。以这样对比为事实依据，西方理论界建立了一套理论逻辑称，只要发展中国家仿效西方政治制度便能由贫困、落后转变为繁荣、自由。

　　儘管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在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后不仅未能摆脱贫困、落后，相反陷入社会分裂和动荡，但是，西方主要国家依然保持繁荣和自由，依旧支撑着关於西方政治制度的迷思。

　　2001年以来，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特征之一便是西方政治制度陷入困境，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人类以另一种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以否定和取代西方政治制度为其存在条件。但是，自以为只有西方政治制度才是普世文明者，不能容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过於尊崇自由市场制度

　　中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迅速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政治制度难以展现对疫情有力防控。

　　进一步分析，政府应为谁服务？以民为本在原则上是普世的，但是，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上，世界上最富裕的西方主要国家所提供给本国人民的，明显不及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仍是发展中水平的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曾受英国长逾一个半世纪管治，回归后所保留的是接近於西方的社会制度，这也是“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坚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并且得到相当一部分香港居民认同的振振有词的理由。然而，在当前防控疫情中，香港也暴露制度缺失。

　　一是过於崇奉自由市场制度，政府缺乏动员和调度资源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儘管特区政府做了很大努力，但是至今，香港仍缺乏检疫中心。现有检疫中心包括鲤鱼门公园度假村、饶宗颐文化馆翠雅山房和火炭骏洋邨，共1254个单位。因而，特区政府难以把在武汉的香港居民短期内全部接回，也不得不把从其他一些国家抵港者的检疫放在家居，而确保重症者入检疫中心隔离。

　　二是主要受“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破坏和阻挠，香港发展缓慢。特区政府为应对当前疫情而动用逾千亿港元，是基於累积财政储备高达一万一千亿港元。但是，从中长期看，香港如果不能加快实现向知识经济转型，不能提高发展的速度和效益，那麼，将提前跌入结构性财政赤字。

　　三是香港尚未实行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却已面对行政长官管治权威不足和立法会难以正常运作。根本原因不在於香港未实行所谓“普选”，而是在於香港居民尚未形成共同的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在於“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受若干西方国家操纵，企图把香港变成独立政治实体为西方若干国家服务。

　　最后需要指出，比较各种政治制度，不是主张一枝独秀，而是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香港保留不同於内地的制度，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其中一项特征。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