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於1987年见香港草委会时说：“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邓小平清楚指出香港不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并提到卫奕信向他表示以循序渐进的形式进行政制改革等比较务实可行的思路。

　　纵使邓小平讲明香港不实行“三权分立”，他却接纳了香港回归后，可以有一套让三权分工、互相制衡的建议。

　　行政主导须得到全面体现

　　同回归前相比，最有力的行政立法之间的制衡莫过於基本法第50条及第52条。《基本法》第五十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如拒绝签署立法会再次通过的法案或立法会拒绝通过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经协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行政长官可解散立法会。”

　　行政长官可以运用其酌情权去决定是否能解散立法会，规定的字眼是“可”，因此是否解散立法会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长官手中。无论如何，行政长官在其任期内只能解散立法会一次。2005年及2015年，两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及梁振英提出的政改方案均未能获得立法会通过，但他们为免重大政治风险，并没有行使解散立法会的权力。

　　虽然在具体运作以至解散立法会的问题上，行政长官被授予的酌情权看起来很大，但是当他真的决定这样做的时候也要承受巨大的政治风险。

　　因为根据第52条第2项和第3项，很明显行政长官在决定解散立法会的同时也承担了被迫辞职的政治风险。

　　从这些条款我们可以看出，立法会和行政长官之间权力制衡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在分配公共资源和制约政府权力体系中，立法会的组成对於这两个条款的执行仍然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根据《基本法》第73条第9款，立法会也可以联同四分之一的议员提出请求，指控行政长官违反法律或玩忽职守。如果他拒绝辞职，立法会将在议员提出的调查动议通过后，授命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组织并主持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如果调查委员会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立法会的指控，立法会将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弹劾的请求，上报给中央人民政府予以裁决。

　　此外，司法、行政亦有互相制约机制。回归后，香港的法官任命制度沿用回归前的制度，维持普通法体系，亦容许委任外国法官参与审讯。

　　虽然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官的任期为终身制，根据基本法第89条，他还是可能因为无力履行职责或行为不当而被辞退。行政长官是根据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不少於3名当地法官组成的审议庭的建议，予以免职。但若受查的是终审法院大法官，即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可能因不能履行职责或行为不当而被法庭调查以至辞退的话，根据基本法规定的程序，这个审议庭由行政长官建议成立，并任命不少於五名本地法官组成。

　　基本法充分体现了三权互相制衡的细密规定，同时亦在三权之上清楚显示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立法、司法在涉及中央地方关係及主权的事情上，中央保留最终话语权。

　　例如，在立法权方面，基本法第2条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与终审权。基本法第17条第3款则列明在涉及中央与地方关係的法例，若违反基本法，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发还权。第48条第8款则列明中央人民政府对行政长官有指令权。第158条第1及第3款均列明全国人大常委会保留对基本法的最后解释权。

　　基本法明确说明行政、立法及司法的三权分工，互相制衡要在“一国两制”基础下进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没有实行美国式的三权分立，而香港特别行政区奉行行政主导。

　　瘫痪立法会违基本法原意

　　现时出现的立法会乱象如“拉布”、瘫痪均已偏离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必须纠正。

　　在三权制衡下，法院享有终审权，行政长官实行行政主导，立法会发挥立法及监督政府的作用。所谓“三权分立”，主要是发挥三权互相制衡的作用。因此，香港虽不实行美式的三权分立，但有清晰的三权制衡机制，并不存在没有三权分立就没有法治。只是大家要十分清楚，香港的三权制衡必须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下。

　　可惜，香港的揽炒派没有忠诚反对派的素质，对国家，对香港都抱着一拍两散的态度。不惜妨碍立法会的运作，以达至瘫痪香港的政治目的。立法会一事无成。后又发展到沉迷“35+”“毁灭香港工程”，这并不是真正议政，而是不顾一切，拉倒所有政府拨款，令所有香港公共服务瘫痪。这种行径并非法治下的权力制衡，完全违反了“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基本方针。香港立法会一旦出现如此乱象，中央一定行使前述保留的权力，以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令香港恢复正常运作。香港人应珍惜“一国两制”，发挥优势，乘国家发展快车，继续“东方之珠”之美誉。

　　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