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情是量刑过程中的重要部分，除了谋杀这类必须判以终身监禁的情况外，大多数罪行都设有最高刑罚，法庭可按不同因素行使酌情权，加重或减轻刑罚。

　　如果有加重刑罚的因素，比方被告有前科、使用了暴力或滥用法庭对其之信任，法庭可以判处更高刑罚。

　　另外，假如罪行有普遍化迹象，比如毒贩贩卖一种新毒品，法庭可能不得不处以严厉刑罚，以在萌芽前把罪行扼杀，防止更多人参与。

　　如果有减刑因素，法庭也会将之纳入考虑。例如认罪就是其中一个争取减刑的有力办法，及时认罪有机会获扣减三分一刑期，其他因素包括良好品格、公共服务纪录、对受害者作出补偿等。若被告的犯罪活动中的角色不大，或在朋辈压力下被迫参与，也可能有利减刑。

　　然而，罪行愈严重，减刑因素的影响就愈小。法庭有责任对触犯严重罪行的被告处以适当刑罚，否则可能会对其他潜在犯罪者发出错误信息。与此同时，案件的受害者亦希望判决可以还他们一个公道，法院必须为守法的市民提供所需的保护，以免他们遭受任何损失。

　　某些罪行，例如涉及道路交通的违法行为，法例会特别订明“特别严重的犯罪情节”，法庭可据此加重刑罚。例如司机在酒精或药物影响下作出不当驾驶行为，就会被处以较严厉的刑罚。同理，一名多次触犯非法赌博罪的罪犯，在第二次或以后的审判中，将面对较第一次更高的刑罚。

　　不符三种情况不能减刑

　　某些法例也会加入减刑因素，例如香港国安法第33条中，订定在三种情况下，被告可以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一）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二）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以侦破其他案件。

　　需要注意的是，第33条提到的“从轻”和“减轻处罚”，“从轻”所针对的可能是被告在案件中的角色，从“主犯”、“积极参与者”到“其他参与者”，量刑的考虑都有不同；“减轻处罚”则是传统意义上的减刑，本文主要就本部分进行解释。

　　香港国安法强调的三种情况，在一般法例中也属于减刑因素，那为何要特别挑出来说呢？表面上看来，有关条文似乎表明法庭决定减刑的前提，是被告必须具备上述三个因素，而其他减刑因素应不予考虑。

　　如果这个解释正确的话，那就意味被告身家清白、有精神疾病或被迫犯罪等因素，都不能再换取减刑。这是传统量刑方式的重大改变，也有可能不是起草者的本意。

　　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已开始审讯，法庭迟早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有可能的结果是，第33条的作用在于更重视该三个因素，但过去多年接受的其他因素也可能被纳入考虑。

　　虽然年龄、是否出于自愿、罪行严重性等减刑因素，未必会对刑期有太大影响，但法庭在实际操作上始终需要避免与第33条产生冲突。假如终究没法解决，那就唯有依据国安法第65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

　　註：原文刊于英文版《点新闻》，中文版由编者所译，标题为编者所加

　　 前律政司刑事检控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