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26年、一直以立场偏颇著称的《苹果日报》日前停刊。事后，不论揽炒派和外国政客，抑或是部分本地和外国媒体，均将该报停刊、创办人黎智英、5名高层及2名主笔被捕、3间相关公司的财产遭冻结，说成是“打压新闻自由”。如记协与七个传媒工会及组织发表的联署声明宣称“政权打压”令《苹果日报》“被迫停刊”；欧盟发言人声称，《苹果》停刊反映中方利用香港国安法“扼杀新闻及表达意见的自由”，严重破坏传媒自由及多元主义；英国外相蓝韬文称，《苹果》“遭香港当局强迫关闭”，是对言论自由令人心寒的打击，又指香港国安法“被用作限制自由及惩罚异见”云云。

　　出现这一类言论和抹黑，并不令人意外。毕竟，记协表面上虽是传媒组织，实际上立场极度偏颇，旗下的记者会员大多数是“黄丝”。因此，一些人为了煽惑他人憎恨中央及特区政府，把《苹果》停刊说成是什么“政权打压”，不过是过去抹黑套路的延续。

　　至于部分西方政客跳出来说三道四，任何一个稍为了解当今国际关系的人，都会发现西方社会近年来，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到不安，在美国的拉拢之下，开始在涉港涉台和涉疆问题上大做文章，并且意图透过无理的指责，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从而达至外交上孤立中国，窒碍中国发展。是故，他们才故意要把《苹果》停刊与国安法实施扯上联系。

　　新闻自由并非绝对

　　然而，不论从《联合声明》、基本法还是国际法而言，言论自由都不是毫无限制。《联合声明》第三（五）款订明：香港特区“依法保障人身、言论、出版……等各项权利和自由”，任何违法行为和言论，自然不在条款中的“依法保障”之列。而基本法第26条在保障“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同时，第42条则规定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的其他人，有遵守香港特区实行的法律的义务，当中自然包括遵守香港国安法。

　　国际法层面上来说，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在社交平台中评论此事时，曾提到引用《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指出“人人有主张及发表自由之权”，但是真正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三款，便列明发表自由和权利之行使，“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故得予以某种限制，但此种限制以经法律规定，且为下列各项所必要者为限：“（一）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二）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

　　从未被禁止发行

　　此外，有人可能认为，《苹果》之所以停刊，与警方冻结3间相关公司的资金有关，但今次被冻结的资金只有1800万元，而根据壹传媒上月底的公告显示，截至今年3月31日，集团未经审核银行及现金结余约为5.21亿元，足够18个月的营运开支，又怎会因为1800万元的资金被冻结而要停刊呢？

　　由此可见，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本来便同时具备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合法性，而言论和新闻自由，本来便不会让媒体老板或工作者享有违法而不被起诉的特权。更重要的是，《苹果日报》的报社既没被查封，报章从未被禁止发行，其本地报刊牌照亦没有被吊销，被冻结的资金其实亦不足以令报社资金流完全断裂。是故，《苹果》停刊跟创办人和高层被捕根本没有直接关系，纯粹是壹传媒董事会的商业决定而已。

　　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