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9年6月16日，“民阵”再次发起示威游行活动。事后，“民阵”宣称游行人数达200万人，创了历史纪录。而香港警方表示，最高数值为33.8万人。

　　那一天，所有现在已被刑判、已经潜逃、已在懊悔或已然静默的反中乱港分子都在街上，都在电视里，都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以为就要迎来属于他们的“伟大胜利”。

　　2021年8月15日，“民阵”正式发布公告宣布“解散”。公告书中，“民阵”尽管欲以浮夸的口号、煽惑性的文字遮掩其彻底失败的真相，但香港社会早已读懂其怯懦，识破其阴谋，预见其溃败。

　　历史的真相没有湮灭。“200万人”的“民意”，“毋忘初衷”的“民阵”，在阴霾被驱散、阳光透射后，都现出了其本来的模样，在拨乱反正中、市民觉醒后，被扔到了时代的垃圾堆里。

　　8月27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向传媒表示，法庭上周在审理一宗有关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案件时，案情披露有主脑人物付款诱使他人犯案，并利用所持媒体鼓吹对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憎恨。他说：香港社会各界会清楚看到2019年的修例风波“并不是单纯一些年轻人出来‘发声’”，而是有一些主脑人物存心危害国家安全，实施类似“颜色革命”的有组织犯罪行为。

　　修例风波只是一场阴谋的实践。

　　二

　　香港过去的“乱”，香港过去反中乱港分子的嚣张，皆因这被绑架的“民意”。

　　1997年回归后，香港社会总体平稳。作为一个多元社会，又因旧有的社会制度被完整继承，缺乏一次系统调整和整体革新，众声喧哗与嘈杂注定是其常态。

　　社会多元，政治光谱亦广泛。“蓝丝”“黄丝”，“建制派”“反对派”，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政治事件，大部分市民被加上了政治的标签。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通过一个个合法或非法的团体、一次次有序或无序的选举，将市民推搡着挤压到政治的跑道上，逼迫着他们一次又一次作政治上的“选边站队”。

　　于是，香港政治持续升温；于是，多元社会走向“二元对立”；于是，香港“泛政治化”，堕入了政治泥沼的深处。

　　当政治过热，包容在香港便成为稀缺的品质，成为反对派眼中最大的“政治不正确”，那些“民主、自由、人权”曾经无比鲜亮的口号和理念，全部被异质，注入了反中乱港的基因，成为香港反对派刺破香港繁荣稳定的“凶器”。

　　民主变了质。基本法规定的循序渐进的民主进程被反对派视为障碍，他们开始不顾历史、不顾港情地提出了更激进、极端的主张。他们无视香港回归后实质性的民主进步，反而污蔑这种进步为倒退，用不停的挑战和挑衅，释放出社会和人性中“恶”的一面。于是，香港已经取得的民主进步被消解，将要发生的民主进步被压制，2015年走向普选的政改方案被“夭折”。

　　香港反对派过去想要的“民主”，已经不是民主，而是“民怨”。

　　自由变了质。在国际组织所有有关“自由”的地区排名中，回归后的香港都名列前茅。而在香港反对派所有有关“香港自由度”的评价中，香港都代表了“落后”的一派。一年发起万馀场游行，他们说没有示威自由；政团社团野蛮生长，他们说没有结社自由；当《苹果日报》天天发表反中乱港文章时，他们说没有新闻自由；2014年非法“占中”后，他们又喊出“违法达义”的口号，要彻底打掉自由最后的底线。乃至2019年修例风波，他们打砸纵火伤人，嘴里喊的还是“自由”。

　　香港反对派过去想要的“自由”，已经不是自由，而是“自决”。

　　人权变了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载：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护，以防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主张、民族本源或社会阶级、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而生之歧视。而拨乱反正前世人所看到的是，内地人因说普通话被反对派打压歧视，建制派因政见主张被反对派打压抹黑，“香港人”被他们踢出“中国人”的内涵，“本土”在一个国际大都会里竟成为他们主张“不平等”的理由。

　　香港反对派过去想要的“人权”，已经不是人权，而是“夺权”。

　　他们将真实的意图放在阴暗处，将鲜亮的幌子置于最前端，用所掌握的媒体工具和舆论手段长年累月地煽惑市民、诱导市民，刻意营造出一种荒谬的“危机感”、不实的“压迫感”、虚伪的“神圣感”，以此塑造社会认知、制造社会撕裂、营造中央和特区所谓的紧张关系。

　　香港社会的“泛政治化”恰恰是他们的作品，把民众裹挟进来恰恰源于他们的威逼利诱，让社会二元对立恰恰是他们的手段和目的。修例风波以来，上万人因参与非法活动被捕，其中近四成是在读学生，恰恰是市民被他们绑上战车、被他们绑架的恶果。

　　“民意”在哪里？在他们嘴上，在他们所掌控的反中乱港媒体上，只在他们实践的各种阳谋和阴谋中。

　　三

　　反对派煽惑民众，亦直接制造“民意”。中联办前副主任杨健在今年7月出版的新书《风雨香江情与思》中，用一篇《民调的“玩法”》的文章剖解了相关问题：香港反对派民调机构，通过“操控样本”“自创标准”“偷换概念”“改变方式”“暗置倾向”“调整权重”等手法，放大了他们想要的“民意”，呈现了他们想像的“民意”，不科学、不负责、不真实、不足为信。

　　在直接制造“民意”上，反对派的手法还有很多：

　　1、利用在特区政府、立法会等政权机构中的位置，代表“民意”；

　　2、利用所掌控的传统保障和网络媒体资源，渲染“民意”；

　　3、利用其所培植的舆论领袖KOL和网络写手，鼓吹“民意”；

　　4、利用西方反华势力及其反华政客活动及言辞，歪曲“民意”。

　　用被设计的“民调”铺垫反中乱港活动，用被包装的“民意”动员反中乱港活动，再用被织造的“民情”施行反中乱港活动，一个个的事实与真相就在他们的大言炎炎中被漠视、被掩盖、被绞杀，让香港更显得波诡云谲了。

　　香港社会过往的一切乱象与乱局，都与此有关，都因此发展。

　　当社会和市民被“代表”，选举以及管治都被置于这巨大的谎言之上，失去了真实性与权威性，陷入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于是，世人才看到了反中乱港分子的登堂入室，看到了反中乱港活动的肆意横行，看到了他们对特首的不恭、对法庭的不屑、对香港固有的宪制秩序和维护国家安全责任的不以为然。

　　四

　　当真相决定上场的时候，虚假只会步步怯退。

　　2020年6月，中央履行全面管治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就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立法消息一经传至香港，香港反对派的政治版图就已经出现裂痕，显出要崩塌的迹象。而在香港国安法生效的前一天，许多反中乱港组织宣布解散，许多反中乱港头目宣布退休。

　　自香港国安法颁布实行，香港在中央支持下有力拨乱反正，选举制度亦得以完善，补上了漏洞和短板，香港的形势、情势、趋势已然明朗。《苹果日报》猝然停刊，教协一夜崩坏，“民阵”终于解散，“支联会”也随之一同走进了历史的角落。

　　香港一年巨变所呈现的，不仅是香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不仅是拨乱反正、由治及兴，更是社会政治生态的净化、社会舆论环境的改良、社会发展方向的明朗，更是一种久违了的“安静”与“协同”。

　　市民会突然发现：香港电台的节目由极端走向持平了，反对派KOL的声音微弱了，那些一直用数字践踏特区政府的民调机构“低调且慵懒”了。他们所谓的“民意”的声音已经降噪，正在消失了。

　　一种“民意”在黯淡，一种民意已彰显。邪不压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繁荣稳定的“民意”终于露出其作为主流、主线的本来面目，把反中乱港分子所宣称的“民意”挤出了香港社会的舞台。

　　市民才突然发现：民意原来在自己心里，不在反对派的嘴上；民意原来在有序的社会生活中，不在《苹果日报》的版面里；民意原来在守法的大多数人一边，不在违法的少部分人一边；民意不在西方政客和媒体的说教里，不在佩洛西那暴力肆虐的“美丽的风景线”里，只在发展的信心和希望里、在2047年的光明前景里。

　　市民曾经被绑架的“民意”，不过是反中乱港分子注入香港社会的一剂“毒素”，挟持市民“心灵”和特区政府施政的一道枷锁。

　　五

　　这亦是历史的教训。

　　长久以来，香港社会一直被反对派编织的“民意”挟持，特区政府施政一直被反对派推出的“民意”掣肘。8月17日，特首林郑月娥说：过去两年多，经过“黑暴”和国安法，整个香港上了很深刻的一课，包括特区政府和她本人。这“很深刻的一课”，理应包括面对“民意”的教训总结和实践反思。

　　9月19日，香港即将迎来选举制度完善后的第一场选举，选出新一届1500人的选委会。

　　面对这次选举，以及面对后面的立法会选举和特首选举，乃至后面许多年的一场场选举，如何以此集纳真正的民意、彰显真正的民意，并以此排除虚假的民意，都需要确立全新的认识论：

　　代表民意，而不是让民意被代表；把握民意，而不是让民意被绑架；呼应民意，而不是让民意被煽惑；使民意推动社会发展，而不是推动社会撕裂；不畏浮云遮望眼，重视民意而有判断力，彻底终结原来那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认知，逡巡不前、瞻前顾后的状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怪圈，从容应对一切可能面对的挑战和局面。

　　并以此卸下选举参与度和代表性的包袱，把推动香港的发展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真抓实干、敢于担当开创的发展新篇，证明民主选举的质量，托举起那些向往“国安家好”的真正民意；以实绩与实效，再厚植之、凝聚之、壮大之，全面夯实香港的社会政治基础。

　　而这，也将决定香港民意的最终走向。

　　註：原文刊于“靖海侯”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