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化几乎是每个发达国家和地区都要面对的问题，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自然也不例外。人口老化不单纯是人口结构上的问题，甚至可影响经济与民生，而较遗憾的是，政府现时不论在安老还是填补市场劳动力的政策方面，都存在若干不足。长远要达到良政善治，人口老化已是政府不得不着手解决的难题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7%时，为“高龄化社会”；达到14%为“高龄社会”；若达到20%，则为“超高龄社会”。据特区政府统计处资料，去年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整体人口的19.1%，从数字上看已经非常接近世卫定义的“超高龄社会”。而且香港人口老化的增长还没有减慢趋势，统计处估算至2040年时，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全港人口31.4%，也就是说，每3名香港人中，就有一人是长者。而这个数字至2060年时，还会上升到35.4%，并连带影响死亡率，全港人口可能在十年间锐减30多万人。世卫亦估计，香港到2050年时，将会在全球占最大长者百分比的城市中排行第五。

　　人口老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劳工市场劳动力减少，长远会影响一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发展潜能；第二是安老服务，简单来说就是确保占社会比例越来越高的长者能老有所依。在讨论香港的施政建议前，不妨先看看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

　　长者市场潜在商机巨大

　　首先是劳动力减少的问题，惯常做法是延后退休年龄，以及回聘，而这两个也是成本最低的方法。现时国际上的法定退休年龄大多都是65岁，其中德国的退休年龄为67岁，英国则较为特别，现时虽然是66岁，但英国政府有意在2020年起每十年向上调整一岁，某程度上也算是为长远考虑。至于与香港较为接近的新加坡，今年或会将法定退休年龄由62岁延至63岁，回聘年龄上限则由67岁延至68岁。

　　延后退休和回聘的做法，就是希望将长者重新转化成人力资源。事实上，即使在法定年龄上被定义为长者，但有不少65岁或以上的人口仍具备工作能力。不光如此，他们累积的经验和知识，也应该通过不同渠道回流社会，成为新的社会资源。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口老化也未必只有消极影响。其中一个最大因素便是港人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因此可以预期，未来十年新一代长者会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以及消费能力。据统计处去年的《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第73号报告书》，2020年本港曾使用个人电脑的长者百分比达到近40%，较2018年的35.7%明显增长，可见“银发市场”未来具有一定商机。政府可以推动各行业借此研发各种新服务或商品，例如长者较为关心的保健、投资、科技等范畴，也是从另一个方向刺激社会发展。

　　至于安老政策方面，最关键的其实是退休后如何保障长者的生活质素。上述的延后退休年龄和为长者继续工作立法等，其实也是对这个问题的间接解决办法。然而，对于没有能力或不想再工作的长者，政府还是应该提供相应的保障。

　　现时香港针对长者的退休保障有几类：第一是高龄津贴，惟金额不足，每月只有约1500元，而且没有任何机制使之与工资或物价增长挂鈎；第二是强积金，这方面就不必多说了，光是与遣散费对冲，已大大影响其保障能力；第三是个人积蓄，这方面可以参考统计处2020年的统计处的《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2020年全港贫穷长者有逾58万人，占整体长者数目45%。香港长者的贫穷问题亦一直为人诟病，光靠自身积蓄，根本难以生活。

　　参考外国的做法，除了一般的退休金外，其实还会设置多重退休保障。例如英国的国家第二退休金，以保险形式为低收入人士提供保障，退休后所得可以达到退休前收入的40%甚至100%；退休金补助则为每星期收入低于平均工资相应百分点的长者，提供补贴填补不足金额。加拿大也有类似的补助金制度，而且政府还会为这些保障制度的供款人提供一定免税优惠，以减轻年轻人的负担。

　　借鉴外国经验提高退休保障

　　完善的退休保障涉及非常精密的计算和长远考虑，但可以肯定的是，现时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存在缺陷，无法保障低收入长者退休后的正常生活。其中一个较多人提出的方向，是把长者从综援系统中抽出，将之改成新的入息保障计划，此举可以免却申请综援的“高门槛”要求，亦能弥补高龄津贴的不足。

　　其次是强积金制度，尽快取消对冲机制之余，政府亦可以参与成为信托人，以便主导市场市格，为缺乏足够知识的市民作投资选择，减低风险。另外，低收入或残疾人士由于未能持续参与劳动市场，因此强积金远不够维持退休后的生活。政府可以参考英国的第二退休金计划，代有关人士供款，让他们同样受到机制保障。

　　人口老化是一个复杂难题，仔细想的话便会发现其牵扯到几乎全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因此笔者只粗略分享一点浅见。如今的香港正处于“一国两制”新阶段，新一届政府即将产生，各界市民都期待新的管治者能带领香港真正走向良政善治，开创由治及兴的新局面，而一个良政善治的香港，长者理应活得有尊严、有幸福，亦无愧于“东方之珠”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