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于1月12日向立法会提交2024年度立法议程，当中包括《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表明基本法第23条立法正式启动。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日日都存在”，加上国际形势千变万化，一些敌对势力仍然虎视眈眈，希望尽早开展立法工作。但坊间仍然存在疑虑：既然香港国安法已经存在，为什么还需要23条立法？23条立法会不会打击香港经济？本文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的。

　　先从宏观角度看，基本法23条规定香港特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七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这既是充分体现香港的高度自治，也是体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香港回归后20多年时间内，由于西方敌对势力及其香港代理人的百般阻扰，香港未能完成23条立法。不仅如此，香港回归后就已经存在处理部分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有效法律，也仅仅停留在纸上。例如，香港《刑事罪行条例》第2条“叛逆罪”、第6条“煽惑叛变”，第9条和第10条“煽动意图罪”等。

　　或许有人说，这是因为有关条文中含有“女王陛下”等字眼；也有人说这些规定太古老，不适合实施。其实，这些观点都不能成立。首先，《释义及通则条例》已经对“女王陛下”做出解释，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其次，一部法律再古老，但只要没有被废除，就仍然有效，就应该执法。

　　就此而言，香港国安法是中央政府依法处理2019年严重黑暴的典范，真正填补了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空白，为香港从由乱及治走向由治及兴提供了根本保障。香港国安法在实体罪名规定与程序规定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国安法具有高度相似之处，其特别程序规定也颇具合理性。尽管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政治考虑，持“双标”立场，抹黑香港国安法。对此，特区政府既要相信事实胜于雄辩，又要坚定走自己的路。

　　从微观角度看，香港国安法主要针对2019年黑暴中四种典型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并没有涵盖23条的全部罪行。基本法第23条涵盖七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包括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窃取国家机密、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以及香港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其中，只有分裂国家罪和颠覆政府罪已经由香港国安法作出规定，其余五种罪行仍然需要香港自行立法处理。可见，认为如果有了香港国安法，就无需23条立法的观点是不能接受的。相反，应当看到当今世界格局变迁，国家安全风险严重存在，香港需要借助香港国安法的东风，尽快完成23条立法，全方位堵塞维护国家安全的漏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投资者利益获充分保障

　　从体系角度看，23条立法是完善香港国安法体系的必要步骤。香港国安法第七条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尽早完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并完善相关法律。”这就表明，香港应当利用23条立法的契机，一方面整合香港现有的《刑事罪行条例》、《社团条例》、《公安条例》中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另一方面吸纳当今不同国家的国安立法的最新做法，针对间谍行为、外国势力干预行为等制定既与国际接轨、又体现香港特色的法律。

　　当然，香港国安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其位阶高于23条立法，因此，23条立法理应以香港国安法为指引，例如，关于域外效力的规定、保释及审讯等程序规定应与香港国安法保持一致。

　　香港曾经出现23条立法无紧迫性的言论，现在又出现23条立法会导致香港经济崩溃的言论，这些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言论。关于23条立法无紧迫性的言论，其出发点之一是担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压制裁，但推迟23条立法就不会有打压制裁了吗？西方国家本性使然，有没有23条立法都不会改变其立场。而关于23条立法会打击香港经济或外资，更是盲目将国安立法与经济与外商投资直接挂钩，为什么就看不到国安立法可以为香港带来社会更加稳定，经济与投资得到高度保障呢？西方国家都有国安法，几乎没有人会将他们的国安法与经济挂钩。因此，只要严格区分好一般行为与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就不会产生毫无理由的恐惧。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曾经指出：“保国家安全，就是保‘一国两制’，就是保香港繁荣发展，就是保香港的民主自由，就是保香港全体居民的人权和根本福祉，就是保所有外国和内地来香港投资者的利益。”笔者认为，这表达了几个重要信息：第一，23条立法不能拖延，因为关系到“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贯彻落实；第二，23条立法与保障香港的民主自由是不矛盾的；第三，只要不触及国家安全的红线，来香港投资者的利益就能得到充分保障。因此，特区政府在23条立法过程中，应当全力做好咨询与有关宣传工作，增强香港市民与国际社会对香港未来发展的信心。

　　香港教育大学教授、香港海外学人联合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