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初，拥有美斯等数名超级球星的美国国际迈亚密足球会到香港与香港联赛选手队进行表演赛。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对这场足球娱乐盛事极为重视，将该球队奉为上宾，并对此项盛事特别是美斯给予铺天盖地的宣传。非常遗憾的是，获得不少香港球迷和居民爱戴的美斯却莫名其妙地一反常态对他们展示轻蔑态度。他没有出场比赛，没有亲自解释为何缺阵，也刻意缺席赛后的颁奖仪式。更为诡异之处，是三天后美斯在日本出赛时却判若两人，不但礼遇日本球迷，而在出场的30分钟内神态轻松、奔跑自如，毫无受伤的迹象。美斯在香港和在日本的言行举止差异极大，确实让大部分香港居民愤怒、受辱和失望，而且大惑不解。

　　对于美斯的行为为何如此诡异，美斯和国际迈亚密的解释是因为美斯有伤患在身，但这个解释却因为美斯能够在日本作赛而被彻底否定。有人说是合约条款不够周全的问题，也有人说是美斯与球队之间的矛盾所致，但这些都不应该成为美斯蔑视香港球迷和居民的理由。从常理判断，美斯和国际迈亚密不可能既接受丰厚的报酬却又刻意让香港各界难堪和让自己的声誉严重受损。极少数人甚至认为原因是美斯歧视黄种人，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何美斯对日本人却以礼相待，而且他过去在香港和内地作赛时也没有发生对中国人不敬的事。

　　很快地，各方面便倾向从政治角度对“美斯事件”进行分析和解释，而且觉得只有从政治角度才能充分理解此事。由于越来越多香港居民和内地同胞对“美斯事件”从政治角度理解，此事所产生的政治效果因而值得观察和重视。

　　诚然，“美斯事件”对香港的国际声誉的确造成一些打击，但由于香港一贯享有“好客之都”的美誉，不可能因为一件单一事件而蒙受不可挽回的损失。事实上，不少海内外人士觉得香港在这次事件上是应该值得同情和尊重的“受害者”，所以“美斯事件”对香港国际形象的损害应属有限。尽管一些别有用心和秉持幸灾乐祸心态的西方媒体和人士乘机对香港揶揄嘲讽，并质疑香港举办国际盛事的能力，但对香港的伤害其实亦甚少。

　　美斯的行为虽然令不少香港球迷和居民极度失望和愤慨，但却没有引发一些敌视香港的内外势力所渴望见到的危害香港稳定和国际声誉的骚乱、破坏、示威或抗议行动。相反，虽然不少香港居民对美斯和国际迈亚密有批评和谴责，偶有激烈言辞，并要求主办方Tatler Asia作出交代和赔偿，但基本上民众都能够保持理性、冷静、平和与耐性。

　　所谓从政治角度看“美斯事件”，是相信这次不幸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外部势力，特别是美国。即便无法掌握确凿证据，人们始终觉得美斯作为一支美国足球队的主力是在难以抗拒的外部势力的压力下才作出对香港有损的行为，而其目的是在打击香港的国际声誉与形象、诱使香港居民作出激烈甚至暴力反应、破坏香港的稳定和制造香港居民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对立和冲突。

　　反映良好公民素质和责任感

　　姑勿论这种看法是否属实，但已被广为接受，原因是美西方无所不用其极打压抹黑香港，并在黎智英案审讯过程中歇斯底里地诋毁香港法治及对检控人员和法官施加压力，不少香港居民便容易把“美斯事件”与外部势力连在一起。无可避免地，这个愈趋普遍的看法也必然会带来一些重要政治效果。

　　香港居民作为“受害者”在这次“美斯事件”中所展示的克制和素养，反映了香港居民的良好的公民素质和社会责任感。这种公民品质对改变外界因为香港过去的动乱而形成的对香港居民的负面形象有一定帮助。过去多年来香港居民饱受激烈和暴力斗争摧残，对稳定和秩序肯定有强烈的渴望。中央出手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后，香港的乱局才得以终结。今天，香港居民极为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绝对不愿意让动乱重临，更对破坏稳定团结的势力深恶痛绝。尤其重要的是，在香港国安法的守护下，香港的反中乱港势力受到遏制，难以如过去般利用“美斯事件”去煽惑和组织群众闹事。

　　既然倾向从“政治阴谋论”理解“美斯事件”，则纵使香港居民对特区政府在这场足球娱乐盛事中的处理方法有微言，但总的来说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当然他们不会随便宣之于口，但却彼此“心照不宣”。以此之故，人们倾向把自己与特区政府都视为“受害者”，都需要向美斯、国际迈亚密和主办方Tatler Asia问责和讨回公道。这次事件促使香港居民和特区政府“连城一线”来维护香港的利益和声誉，Tatler Asia遂不得不向买了票的球迷退还部分票款，让事件不致进一步发酵。当然，美斯和国际迈亚密不一定会因为来自香港的压力而道歉或赔偿，但他们的冥顽不灵却只会强化香港居民与特区政府的“同仇敌忾”的关系。

　　事件实际上有提升香港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的效用。当人们相信外部势力对香港图谋不轨的时候，他们对过去十多年香港爆发的动乱和“颜色革命”会有新的体会与理解，对国家和香港所面对的威胁会有更深切的感受和认识，对外部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警惕之心也会随之而上升。这将加强香港居民对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和迫切感，并增加人们当前香港正在开展的23条立法工作的支持和认同。“美斯事件”因此是绝佳的国家安全教育的教材。

　　内地同胞对香港居民在“美斯事件”中蒙受的委屈感同身受，认为美斯和国际迈亚密对中国人轻蔑和歧视，因此纷纷以言论和行动表示为香港居民不值，并对美斯和国际迈亚密口诛笔伐。北京和杭州并不欢迎美斯有机会在中华大地作赛。部分聘用美斯为其商品做代言人的内地企业也纷纷考虑与美斯割席，让美斯和其所属球队在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他们甚至很可能“永久”失去中国市场。内地同胞在“美斯事件”中对香港居民拔刀相助，表现出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对提升香港居民特别是年轻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肯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香港已经进入“后动乱”时期

　　最后，“美斯事件”确认了香港已经迈进了“后动乱”时期。在中央出手在香港拨乱反正后，香港无论在制度上、法律上、政治上、行为上和人心上都形成了一个能够防范动乱和维持稳定的格局。也就是说，内外敌对势力要在香港搞分化、动乱和“颜色革命”将会越来越困难。

　　无论“美斯事件”是否与外部势力特别是美西方势力有关，经此一役后，中央、特区政府、爱国力量和香港居民都必然会提高警觉性，并更好地团结起来针对外部势力的挑衅和破坏予以抵御和反击。从这个角度看，“美斯事件”虽是坏事，但长远而言也是好事。

　　（原题为：“美斯事件”确认香港已经进入“后动乱”时期）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