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竞争或许已进入主权时代。日前，英伟达总裁黄仁勋于世界政府峰会上首提“主权AI”的概念，主张每个国家应该拥有其数据及其衍生智能信息的所有权，以及都需要开发并建立自己的“主权人工智能”（Sovereign AI）。

　　伴随着视频生成模型Sora最新技术的横空出世，主权人工智能话题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引发关注。其字面上的“主权性”，无疑使这一提法与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等国际关系项发生关联。结合香港的独特历史角色以及国际化优势，本文将初步阐述香港有机会在这场主权人工智能的“技术─政治”浪潮中获得优势定位，应积极有为把握战略发展机遇。

　　什么是主权人工智能

　　所谓主权人工智能，其在概念上可视为数字主权的演进和延伸。也即，不同国家在追求自身数字技术应用实践的过程中，天然地保持有某种维护其在数字领域自主管理权的“本能”与“冲动”，强调本国数字经济的自主、安全、可控可视作传统国家主权及其排他性权力的惯性所在。

　　以欧盟为例，其意图提高欧洲在数字世界中自主行动能力的方式在于制定一系列政策文件和制度框架，如《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等。与之类似，包括美国对华采取的“小院高墙”策略、俄罗斯的“主权互联网”立法等数字主权举措，无不是为了维护国家在数字领域内的自主管理权完整。

　　当数字技术蝶变迈入大模型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几乎以“天”为时间单位的进化速度再一次开启全球竞争新秩序。各国普遍为其会否落伍于这场日新月异的技术大潮而感到焦虑，抑或是担忧主动权、主导权旁落他国，故而选择实施更积极、能动的研发路线与发展战略。

　　概言之，尽管“主权人工智能”尚无统一定义，但当中的核心内容在于──由国家支持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用符合本国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的数据来训练大模型，以构建兼具本土属性与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等。

　　主权人工智能深刻反映地缘政治现实

　　主权人工智能现象看似是由新技术的横空出世所致，实则反映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版图的生态独立与阵营划分已是既成事实，即在整个科技领域，全球合作早已让位于地缘政治竞争。尤其在中美之间，随着内地方面获取先进人工智能算力严重受限──出口禁令断供高端芯片的采买，收紧光刻机出口遏制本土芯片产能，以及租用海外云服务训练大模型不被允许，技术研发的逐步闭源和分化势必将引发两国人工智能生态的隔阂。

　　受极端化的阵营观念驱使，有美国学者甚至指出，美方应结合各国对主权人工智能的关切，推动升级版的人工智能“大院高墙”策略，也即美国可以协助盟伴国家设计本国的大模型，但在技术、价值观、生态等领域与美国保持一致，从而形成一个美国中心主义的“民主人工智能大院”以完成针对中国的又一次科技切割。

　　香港应在数字技术“地缘政治化”中顺势而为

　　一直以来，香港具备“内陆─海洋”通道与“国内─国际”联络人两面性的居间者式的能动存在。当人工智能这一技术议题进入地缘政治叙事之时，香港的角色就再度令人期待。

　　面对此次汹涌而来的技术浪潮，香港也及时做出了应对。就在刚刚发布的2024-25年财政预算案中，特区政府针对人工智能等创新科技发展持续筹划，包括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建设、人工智能资助计划推行，海内外人才、企业及项目招募落地等部署都在有序进行中，其蓝图可以简要勾勒为：以平台集约和算力统筹为基座来支撑本地创科生态的多元化塑造，更重要的是，发挥联通湾区内地与国际市场的独特优势，使人工智能发展所需的“海外技术引进”和“国家自主创新”两大核心价值汇于本港，相向而行。很显然，香港已经在主权化的全球技术竞争格局中准确找到了自我定位：当大国关系与地缘政治越紧张复杂时，香港在战略层面的灵活性、机动性角色就愈发重要。

　　香港发展人工智能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

　　更进一步，香港首先需要在算力破局上积极有为：即便遭遇美国的芯片管制加码，但仍可支持本港芯片厂商以及内地尚未被封禁的相关企业最大限度利用海外产能，鼓励他们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利用台湾、韩国等地芯片代工厂的先进产能进行生产制造，以补缺、补强算力供给。这实际也是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转口贸易特长的具体表现。

　　其次，结合自身特有的文化开放地位，香港可通过完善高质量语言语料库来获取大模型数据服务的竞争优势。这其中既包括以整合繁体中文语料补强中文数据短板；亦要求香港在人工智能的跨文化、跨语言系统尤其是小语种及“弱势文化”关照方面有所进取，从而向世人展示城市包容性。

　　如果说美国掌握着人工智能供给侧的技术优势，中国则掌握着需求端的应用优势，该种紧张但有张力的矛盾关系同样给予香港以产业发展启示。当前，香港正在全面拥抱数字经济，或许着重在大模型的应用场景中持续发力才是“药引”之一。例如，围绕缓解香港劳动力暂时短缺的难题，可鼓励行业、企业依托数字技术打造人工智能虚拟员工。虚拟数字人不但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降低用工成本，也被喻为下一代信息技术的超级数字入口，更为香港的Web3愿景带来更多合理的战略想像。创新科技、公共政策与商业红利在人工智能的场景项下就此统一。

　　总的来看，透过一个“敏捷”、“灵活”、“开放”的中国香港来推动中外产业对话，加强海外科研合作，并促成中国与国际先进技术生态同步接轨，既符合国家整体科技利益，当然也考验决策者高超的政治手段。从该意义上讲，在主权人工智能时代，香港或再度被历史选中。

　　作者分别为香港国际经贸合作协会制造业委员会主席；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公法与人权论坛研究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