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我们都希望为家人提供最好的安排，确保他们快乐生活至人生最后阶段。然而，晚期照顾的安排往往最容易受到忽视。华人社会传统上视“死亡”为禁忌，纵使有本地研究指出，八成四市民希望可自行决定自己的晚期照顾安排，但不少家庭仍难以讨论如何让临终之人有尊严地安享晚年。同时，虽然政府为预设医疗指示（Advance Medical Directive）立法的举措值得赞扬，但这只是帮助市民晚年善终的第一步。为了让市民在人生最后阶段保持高质素生活，笔者认为可以推广更全面的“预设照顾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

　　预设医疗指示虽于市民无法自行表达意愿时，为医疗团队和家属提供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医疗指引，但未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市民提供符合自己意愿的护理方式。为针对此“漏洞”，预设照顾计划采取了更多面向的框架，不仅包括医疗决策，还涵盖日常、心理和社会层面的护理。

　　避免家庭不必要摩擦

　　预设照顾计划鼓励市民主动向家庭成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沟通，传达自己的价值观、生活目标、对未来医疗和个人护理的偏好，以及列出自己在垂危时不希望接受的治疗方法。此沟通过程有助市民制定个人化的计划，并签署反映他们需求的法律文件，包括预设医疗指示、持久授权书和遗嘱。

　　重要的是，预设照顾计划不仅适用于生命的最后时刻，无论市民于任何年龄或健康状况都能发挥其效用，帮助市民预先计划医疗和个人护理需求，以保持晚期生活质素，有尊严地度过人生最后阶段。通过积极商讨预设照顾计划，市民可以向家人讲解自己对晚期照顾安排的愿望、价值观和意向，共同制定照顾计划。这不仅确保市民的个人意愿获得尊重，还使家庭成员能够在亲人无法表达意愿时做出符合其个人意愿的决定，从而减少家人面对生死抉择时的内部分歧或冲突，避免家庭内外不必要的摩擦。

　　虽然香港在预设照顾计划这个范畴已取得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例如不少社福机构提供相应的项目，以及医管局就预设照顾计划订立指引。但整体而言，仍然缺乏覆盖医疗、社福两方面的标准框架。现有项目焦点不尽相同，难以确保每名参与的市民都能全面探讨身、心、社、灵的整体护理需求，妨碍了市民在预设照顾计划中获得全面的支持。

　　为了充分发挥预设照顾计划的潜力，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名为“Living Matters”的全国性政策，策略性地向所有国民推广预设照顾计划。透过强调尊重病人自主权和提高生活品质的重要性，新加坡成功减少了围绕死亡的文化禁忌，使公众更能以开明态度讨论晚期照顾安排，并提高公众对此的认知及明瞭其重要性。

　　善用社区医护人员网络

　　除此之外，新加坡还采取其他措施，提高预设照顾计划的可及性。新加坡政府在60多个机构和诊所提供预设照顾计划的咨询服务，确保国民可方便地参与商讨预设照顾计划，并将该计划上载至国家电子医疗纪录。

　　笔者建议，香港可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为全港医疗和社福机构建立全面而标准化的预设照顾计划框架。这个框架不仅有助市民将其价值观、信念和偏好纳入计划之中，还能使服务提供者和家庭成员全面考虑其医疗、社会和个人需求。

　　为了进一步推动预设照顾计划政策的发展，香港亦可充分善用地区医疗服务网络的优势。鉴于专科医生工作繁重，我们要善用社区医护人员接触面广阔的特点和其专业知识，向市民传达预设照顾计划的资讯和提供更加便利可及的服务，以提升预设照顾计划的普及程度，成为市民医疗计划的一部分。

　　改善香港晚期照顾的安排，需要政府、医疗机构、社福机构和市民多个界别的共同努力，并采用多管齐下的方法，包括立法、标准化预设照顾计划准则和善用地区服务网络，让市民可以确保亲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得到应有的尊重、支持和高水平的生活品质。

　　作者分别为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