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立场新闻》总编辑钟沛权、署任总编辑林绍桐等串谋发布或覆製煽动刊物罪罪成，案件昨日颁下判决。钟沛权被判囚21个月；至于林绍桐原判入狱11个月，惟因应其健康状况获额外减刑，因此即场获释。判决结果不但体现出法庭的公平公正，以及对被告人权的充分考虑，“立场新闻案”中列出的大量证据和法庭的判决理据、法理逻辑，更详细具体地说明了《立场新闻》于修例风波期间发布大量煽动性文章的本质，不是评论或报道，而是不折不扣的违法行为。这进一步向社会传达了重要信息：新闻自由不代表可以煽动违法，更不能毫无限制。

　　“立场新闻案”由2022年10月至今经过了57日审讯，法庭的裁决终于为此案划下一个段落。昨日法官的判词不但只是为被告量刑，同时也是向公众说明和解释了本案中常被提起的三个迷思。

　　第一个迷思，是一些人总喜欢用被告新闻工作者的身份，称他们被起诉和定罪都是因为发布了“政府不喜欢的内容”。但通过本案公布的大量证据，其实公众应该清楚了解，被告之所以罪成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因为本案涉及的多篇文章，本来就是违法之故。

　　法官在判词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众被告不是因为履行新闻工作者的责任而被定罪，而是因为具有煽动意图地发布涉案文章，罔顾煽动后果而被定罪。本案涉及的文章中，共有11篇被裁定具煽动意图，这些文章的内容并不是单纯的“评论”或“报道”，而是带有明显目的，引导读者破坏宪制秩序，以至长时间与中央及特区政府进行“抗争”。

　　违法事实证据确凿无可争议

　　例如其中一篇罗冠聪所写的文章，指导读者低调以“非政治”组织联络、隐藏及蔓延开去，煽动香港市民做好准备随时再行动、扩阔战线；又在其另一篇文章煽动读者的“烈士情绪”，声称承受代价是社会运动的本质之一，鼓动读者不顾后果地挑战政府及中央管治。

　　虽然这些文章非被告所写，但发布文章的决定权却在他们身上。他们发布文章前，有可能不知道这些内容会产生的效果吗？正如法官所说，钟沛权供称《立场新闻》没有任何政治立场是谎言。《立场新闻》不但有政治主张，而且主张还非常清晰，就是“本土主义”、支持“香港本土自主”。从客观情况而言，《立场》在修例风波期间，变成了抹黑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政治工具。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本案与被告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无关，新闻工作者更不能作为其申辩无罪的理由。

　　这也间接解答了第二个迷思：有些人觉得传媒被起诉或定罪，就等于本港的传媒工作日后将被受到莫大的限制。其实这个迷思从一开始就是伪命题。首先，新闻报道从来不是没有限制的，因为就算是不从事传媒工作的人，都知道传媒的首要责任，是报道真相，而不是讲假话，以至半真半假的话术。作为新闻工作者，每一单报道、每一篇文章出街前都必须要全力查证，验证其真伪，这不是对传媒的限制，而是传媒本身应有的责任。而只要经过尽力查证，报道和文章也自然会有客观的公信力。

　　但“立场新闻案”中的文章又如何呢？罗冠聪在文章中声称，有“抗争者”被政府无理打压、被失踪、侵犯、长年囚禁等；何桂蓝的一篇专访，极力说服不同意或还未同意“揽炒”手段的读者，是因为他们“还未察觉自己只是生活在极权之下”云云。这些文章，是用假消息散播憎恨及反政府情绪，煽动支持者全面进行旷日持久的“抗争”，同时也是在制造恐慌，试图误导读者令他们相信香港完全没有自由、无法正常生活。这算是正常的传媒工作吗？

　　《立场新闻》过去的确发表了非常多新闻报道，但这不代表其个别文章中不具煽动意图。就例如《立场新闻》选择在2020年违法“初选”时专访其前员工何桂蓝，却没有用相同规格对待其他参选人。这算是正常的新闻报道？抑或在帮何桂蓝助选？又是否在为何桂蓝的煽动言论进行宣传？

　　新闻自由获法律充分保障

　　第三个迷思，是所谓传媒以后将无法把握违法红线，很可能误堕法网。香港少说也有过千名记者、数十间传媒机构，如果传媒工作真如某些人所说，这么容易“误堕法网”，想必香港每日都有记者被捕、每日都有传媒机构被勒令关门吧？但现实是，所有香港市民都知道这并非事实。

　　从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到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香港新闻自由一直受到法律保障，绝大多数的香港传媒和新闻工作者仍每日正常出版报道，驻港的内地及外国传媒机构数量亦按年增加，政府更从未表明或立法禁止任何人批评。被捕和被起诉，以及选择自行“执笠”或迁离香港的，从来都只是极少数部分的传媒。再退一步说，为什么某些传媒机构要自行“执笠”或迁离香港？不就是因为他们心知肚明，自己所写的报道有违法之虞吗？既然自己都清楚知道红线所在，又何谈什么“误堕法网”？

　　正如法官在判词指出，煽动罪不是新罪行，自1938年起已被写入香港法例，而且法例本身说得清清楚楚，提供了详细指引，列明传媒可以发布什么，不可以发布什么。而且煽动罪不光在香港，即便放诸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也是重罪。本案被告可说是有着丰富经验，如果现在才说分不清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未免太缺说服力了。

　　“立场新闻案”是一堂说明新闻报道不能作为“免罪金牌”的公众教育课，新闻自由从来不是、亦不能毫无限制，也不应该变成违法行为的挡箭牌。不论作为普通法中的案例，还是对公众法治意识的警醒，本案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