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法庭裁定已停运《立场新闻》的母公司、前总编辑钟沛权、时任署理总编辑林绍桐“串谋发布及覆製煽动刊物”罪罪成。案件于9月26日宣布判刑：钟沛权判囚21个月，林绍桐获释，《立场》母公司则罚款5000元。

　　本案是香港回归后首次有传媒公司与传媒工作者构成煽动罪，因此也格外引人关注。外国势力当然会攻击与抹黑，这个是在预料中的。而记协也毫无根据地声称案件反映新闻自由衰落，造成不可逆转伤害云云。其实，记协才是更需要通过此案件反省的。香港过去一味强调所谓“新闻和言论自由”，很少有人谈限制或底线，即使出格过界，也好像没有什么重大后果。现在有了案例，划出了红线，所以才会有人觉得反差太大，认为新闻自由被限制了。新闻自由相当重要，基本法将其作为基本权利给予保障，但新闻自由从来就不是绝对的，不能损害国家安全及破坏社会秩序，是有底线的，这就是“立场新闻案”清楚带出的信息。

　　将平台变成危害国安工具

　　首先，新闻自由意味着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士是有特殊责任的。1996年9月，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SPJ）制定了新闻记者的职业伦理规范，其核心就是追求真实并加以报道。相信香港的新闻工作者都熟悉这个伦理规范。本案中，法官认为新闻工作者都知道“新闻工作的首要责任是讲真话，不是讲假话，不是讲半真半假的话”，当发布者尽力查证事实，自然有客观基础。可惜一些新闻工作者只顾政治立场，忘记了真正的责任。

　　其次，香港的煽动罪原属于《刑事罪行条例》下的罪行，最早可追溯至1914年由港英政府颁布的《煽动刊物条例》，1938年港英政府订立《煽动条例》，于1970年代才纳入《刑事罪行条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取代了《刑事罪行条例》第9及第10条，并把“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发表具煽动意图的文字或明知刊物具煽动意图而刊印、发布、出售、要约出售、分发、展示、覆製或输入该刊物”订为煽动罪。这个是成文法律，相信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士也知道这样的法律规定。只不过香港回归后几乎没有执法，再加上有一些法律界人士误导说这个是古老法律，违反人权法云云，一些新闻媒体人不当回事而已。本案中法官也一针见血指出，煽动罪自1938年起是成文法罪行，为传媒工作者提供指引；即使回归后没涉及传媒的案例，传媒仍可参考欧洲人权法庭案例。所以，想以“不知法”为借口推卸责任是站不住脚的。

　　本案中，可以看到法官对两个被告人的描述：两人非单纯新闻工作者而是“参与抗争者”，罪行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两被告人已经不是履行新闻职责，而是站在“抗争者”一方与政府抗衡，而将《立场新闻》变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或者说以新闻自由作为“挡箭牌”去实施损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属于明知故犯。

　　诚如法官裁定，《立场新闻》的政治理念是“本土主义”，2020年至2021年间发布11篇煽动文章，成为抹黑中央及特区政府的工具。

　　本案的判刑也是令人关注的。根据《刑事罪行条例》，煽动罪最高囚2年。对于审批发布大部分文章的钟沛权，郭官采纳23个月量刑起点，因审讯压力减刑两个月，判囚21个月。至于林绍桐的判刑，法官以14个月为量刑起点，并因应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减刑，让他不用即时入狱。这一方面表明了两人罪行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区别对待。当然，今后若犯煽动罪，判刑会更加重，因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的煽动罪最高刑期为7年。

　　客观持平报道评论不会违法

　　“立场新闻案”引出的教训是深刻的，希望新闻工作者能够平衡好新闻报道与遵守法律底线的关系。客观持平的新闻报道或评论才不会逾越红线。前不久，记协声称有数十名记者近月受不同滋扰及恐吓。事隔近两周后，记协主席向会员表示，得悉警方已接触最少两名报案人跟进案件，私隐专员公署亦将部分投诉转介警方跟进。这就足以证明，特区政府一直重视和关注保障香港的新闻自由。记协主席亦指出多名官员表明不接受滋扰恐吓的行为后，相关情况“似乎全然停止”，“在香港法治和保安官员的威严下，歹徒仍然有所忌惮，不至于公然继续其恶劣行为”。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不论任何背景立场，如果任何人受到骚扰或威吓，执法部门都必然会公正处理。

　　香港教育大学教授、香港湖北社团总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