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生物医学、低空经济、通讯科技、航天科技和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产业，将为香港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动力，更有利于香港摆脱传统产业的约束，进而获得新经济增长空间。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香港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标识，必将引领香港走出传统经济社会结构，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这一重大战略调整也标志着自回归以来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与“一国两制”即将步入相互成就的新阶段。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

　　相比较其他主要经济体，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已面临转型滞后的严峻挑战。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2003年之前新加坡和香港两者人均收入水平一直相差无几，2003年分别为23596美元和23529美元，居世界人均GDP排行榜的第23位和24位，之后香港与新加坡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呈日趋扩大趋势，2023年新加坡人均收入水平高达80952美元，比香港50763美元高出3万多美元，也就是说20年之后，香港人均GDP排名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降至第25位，新加坡则跃升至世界第9位，进入世界前十大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就经济总量而言，人口少于香港的新加坡2023年GDP总量却高出香港5000亿美元。新加坡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加坡早已坚定走上科技立国之路，不断提升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强创造高附加价值能力，同时确保制造业在GDP中占有一席之地（常年保持在20%左右的比例），为研发投入和产出提供必要的支撑平台。相反，香港却一直以传统服务业为支柱，而传统服务业早已难以承担确保香港长期稳定高收入增长来源的重任。香港制造业占GDP比重不到1%，服务业占比则高达91.5%。服务业中主要以金融服务、贸易物流、专业服务、旅游等为主，这类产业不断面临周边竞争和自身成本上升的压力，所创造的附加价值增值空间也在不断被挤压，导致香港经济发展步伐不稳、步伐不快、步伐不畅。据统计，香港GDP年均增速从1970年至1996年的7.4%降至1997年至2023年的2.7%，同期用以衡量波动程度的差异系数却从0.56升至1.49。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还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香港这一高收入经济体而言意义尤为重大。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今后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立命之本。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学意义就是能够不断创造高附加价值。这既是高收入经济体有别于其他收入水平经济体的核心所在，也是对高收入经济体的内在要求。作为高收入经济体，香港同样需要具备创造高附加价值能力，否则很容易陷入“高收入陷阱”而停滞不前。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大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是香港迎头赶上的当务之急，也是香港未来繁荣稳定的根基所在。

　　所谓新质生产力就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香港破局传统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赖土地、资本、自然资源、劳动力等有形资源。这类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存在边际递减效应，也就是说，有形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随着投入增加而递增，相反是递减。同时传统生产要素还存在稀缺性问题，常常导致人们在实现经济扩张的时候不得不面临资源有限性约束。新质生产力则打破常规，使经济发展模式不再受制于传统定理的束缚。

　　新质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将科学、技术、知识等无形产品运用于生产中去，以此带来更大的产出和收益。这种发展新模式一是打破传统生产要素存在的边际递减效应困境，知识、技术用于生产中的数量越多，对经济增长贡献越大；二是打破经济增长受制于资源稀缺性限制，知识、技术来源于人类大脑，而人类大脑创造新知识、新技术的潜力是无限的；三是传统生产要素的世界分布不具有均衡性，一国发展因某种资源的短缺难免受制于外部，相反一国经济系统一旦以创新为主导，其发展将主要依靠自身的发明创造，势必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进而掌握更多的经济发展主动权。总之，新质生产力将为一国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尤其对于地域发展空间有限的香港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更有利于香港摆脱“物”的约束，进而获得新繁荣空间。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香港打破常规发展、实现快速跃升的路径所在。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一旦在技术上有重大突破，将不再遵循传统生产力发展的常态规律，而是迅速形成新的产业部门，并带动上下游产业乃至全产业部门实现扩张式发展，特别是当新产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为实现经济追赶或加速度发展进而避免“高收入陷阱”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新加坡在过去20年间获得快速发展的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天，香港大力推动生物医学、低空经济、通讯科技、航天科技和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产业，看中的就是新质生产力能够为香港实现经济快速跃升提供的一条非常规发展路径。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香港抵御外部或非经济因素冲击的中流砥柱。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灰犀牛”“黑天鹅”时有发生，外部冲击以及非经济因素对一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日趋加大。在过去20年期间香港经济增长所表现出来的非平稳性，主要源自香港自身抵御外部冲击或非经济因素影响的能力有限所致。相比之下，新加坡能够经受住诸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一系列外部冲击，主要与新加坡自身科技实力等无形资源增长有极大关系。因此，依靠自身的知识、技术发展经济，有利于香港创造更多的高附加价值，增强抵抗外部或非经济因素干扰的能力，减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受制于人的风险。

　　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有为政府

　　香港长期奉行自由主义理念，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最小化。事实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早已成为中西方共识，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时共同追求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

　　有为政府能够弥补市场失灵，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效率保障。传统经济运行主要依靠的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市场主体通过明晰所有权能够避免“搭便车”行为，并获得利益最大化。而新质生产力是以技术、知识为基础。技术、知识等无形资源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公共物品一样，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如果技术创新活动完全由市场支配，则很难解决知识产品的外溢问题，或者“搭便车”行为，进而影响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为纠正“市场失灵”对创新主体带来的负面影响，世界上多数政府在努力增强有为力度：一是保护好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比如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二是介入市场不愿意介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基础研究对一国发展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因其创新周期长、风险大、投入高，仅靠市场来推动基础研究将是一个漫长过程，也将有碍长期经济增长；三是对于研发资源有限的小规模经济体而言，更有必要依靠政府力量引导资源流向那些能够产生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部门。香港长期形成的依赖市场的惯性思维和做法只能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起到部分的催发作用，要想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更多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政府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持力度，包括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对科技创新的战略引导和对社会力量的动员。今天的政府作用早已不同于传统经济发展阶段。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政府对市场信息的掌握也更加充分，人们应该相信，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或做出的决策也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与可行性。

　　有为政府能够促进社会公平，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惠及每一个人。香港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也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激发香港个体自主创新潜力，增强香港创新活跃度，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然而，新质生产力发展极容易导致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导致人均收入差距拉大，制造新的社会矛盾。香港过去20年的发展表明，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或资本主义制度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往往伴生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根据香港乐施会发表2023年香港贫穷状况报告，2023年第一季度的香港整体贫穷率为20%，逾136万人处于贫穷状态，占香港总人口18.1%，差不多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位属于贫困人口。为避免香港重走过去20年间的老路，确保香港人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就有必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角色优势，推动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从一开始就走上既讲效率也注重公平的经济发展道路。

　　有为政府能够助力实现社会稳定，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平稳有序。一般而言，规模较小的经济体最容易遭受外部冲击和内部冲击。特别是技术创新带来的结构巨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缺乏稳定性，包括人员失业、社会矛盾激化等。这就需要政府做好事前布局和事后应对工作。事前布局需要政府对技术创新带来的冲击有清醒的认知，并做好预警工作，事后应对需要政府动用部分资源来平稳技术创新带来的社会经济变迁问题，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超出意料的问题。“预则立、不预则废”。无论是面对外部冲击还是内部结构性变迁引发的对传统秩序的破坏，都需要政府积极作为。更何况新质生产力发展更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技术创新的加快发展更有可能超出市场可控制的范围之外，对此，政府的作用不是减弱而是增强。

　　有为政府能够助力国际竞争，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驾护航。当今世界竞争早已体现为科技实力的竞争，拚的是国家力量，是市场与政府的合力，而非单单依靠市场力量就能脱颖而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以及新加坡这种城市型国家纷纷出台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产业政策，扶持本国科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香港未来参与世界竞争、提升经济实力的核心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密切合作。事实也证明，香港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是不可行的，反而一次次失去向以科技创新提升经济竞争力的路径转型的良机，同时也极易受到外部干扰，迟滞香港经济发展。因此，无论是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还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都更需要动用制度力量，才有可能做到“集中力量幹大事”，在坚持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的同时，积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力量，实现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的高度结合，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行稳致远。

　　“一国两制”与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必将相互成就

　　“一国两制”不仅仅是一个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好的政治制度，实践也证明，“一国两制”更是一个促进香港经济繁荣稳定的好的经济制度。

　　2024年通过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进一步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防线，为香港经济社会开辟新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回归后的香港一直处于“不太平”的状态，经济上别有用心的人钻香港市场主导之空隙，制造各种事端，通过虚假宣传，破坏香港国际形象，鼓噪人才、资产离港，甚至香港成立负责科技发展的部门也被一再“拉横幅”而不得不有所缓行。政治上更是风波不断，从2003年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游行开始，一直到2019年修例风波结束，其间经历了2012年“反国教”、2014年非法“占中”、2016年旺角暴乱、2018年反对“一地两检”等一波又一波的动荡，给香港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政治稳定是世界各国政府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前提。

　　今天如果香港政治稳定仍得不到有效保障的话，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样将无从谈起。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实施进一步维护了香港的社会政治生态，有效保障了国家安全，香港政治稳定不容挑战，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名义干扰破坏香港的安全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一国两制”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价值体系，为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灵活的制度安排。“两制”安排使得香港拥有世界其他经济体少有的政治制度优势，这种安排不是为了在香港内部展开两种政治制度的较量，而是要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事实也证明，仅强调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特征，对香港的未来发展仍缺乏有力的支撑作用。回归后的香港一直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以高度自由化为特征，政府对产业发展采取最小化不干预做法，甚至没有为下阶段产业发展做好充足的准备，其结果是香港制造业日渐式微，甚至出现空心化，走上以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的道路，经济增长极易受到外部干扰，且无法为长远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今天的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能再重复过去的老路，必须既要发挥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也要借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建立起适应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制度体系。

　　国家已具备科技实力、经济实力，是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最可依靠的力量。今天内地所具有的科技优势能够为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近年来国家高技术产业增长势头强劲。2023年中国研发经费支出达3.34万亿元，投入强度为2.64%，已超过英国、法国、日本、欧盟以及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2025年，有效期内的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达46.3万家，较2012年的4.9万家有明显增长，其中有570多家工业企业入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占比近1/4。当今世界多项前沿技术都有中国的身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从2010年的第43位升至2024年的第11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也是科技集群数量最多的国家。国家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实现经济转型的现实需要，更主要的是已具备能够完成经济重大转型的科技创新实力。

　　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将是一面镜子，将映衬出“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世界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国两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回归之后的香港不再是国家发展大局之外的孤雁，香港经济振兴已是国家发展战略中重要组成部分。香港的繁荣不完全是一港之事，而是一国之事。中央政府早已将粤港澳大湾区确定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之一。自2023年国家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以来，2024年香港特区政府施政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近时期特区政府出台诸多科技偏好型政策，如已在产业发展上做出清晰的规划，同时也在加大力度吸引科技创新企业进港，积极推进优才计划，为香港补充优质人力资源，加强政府部门建制，与内地签署多个再工业化方案以及科技合作协议等等。这些令人鼓舞的政策，将以杠杆方式，激励香港向高附加价值的经济体迈进。可以预计的是，依靠国家力量，加上香港自身长期所具有的法制观念、税收政策、监督体系、治理经验等多方面优势，新质生产力发展必将加快香港经济的换装速度，提升香港经济的发展质量，向世界展现新一代香港经济社会发展风貌，同时也将证明“一国两制”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并对世界发展模式的演进作出新贡献。

　　香港所长亦是国家所需。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所长是一个内容可以变化的概念，固然国际金融中心、自由港等等传统优势仍是香港所长，不因发展新质生产力而被削弱，相反要与新质生产力相结合，更好地推进科技创新的对外开放与合作。下一步，香港也要不断增加新的所“长”，创造新的经济发展优势，拉长香港为国所需的清单。如加快成为世界科技中心，成为引领内地新质生产力的排头兵。《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香港创新指数排名第18位，落后于其他高收入经济体，特别是在知识和科技产出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再如，香港可以发挥在基础科研、对接全球科技创新体系以及推进国内外科研合作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成为推进国家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协调发展的担当者。

　　当然，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需要着力推进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大政府对科技的创新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创新投入。2023年香港研发投入只有1.12%，远低于其他高收入经济体的研发投入水平。除借助国家力量之外，香港有必要尽快对标国际一流研发投入力度，尤其是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初期阶段。二是推动新科技、新模式、新业态的普及化。香港不仅需要加快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业，同时也需要用相对成熟的具有新质生产力标识的技术，如数字技术等对经济系统进行整体的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其目的是用知识和技术武装全社会，推动社会整体进步，进而激发更复杂更为复合的技术进步，加快实现经济跳跃式发展。三是加快与内地一体化建设，这是确保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成功所在。随着大国竞争加剧，香港可利用的外部条件较为有限，而与内地合作则为香港腾飞提供充足条件，如内地技术流入、内地人才引入、内地优质科技型企业入港等，给那些想在香港打拼的人才、企业置换出空间，让爱港者留下，共同完成新时期伟大事业的推进。四是对全社会进行动员，使不同收入群体都积极参与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来。对于香港这一具有自由传统的社会而言，思维模式固化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在推进新质生产力方面更需要形成全社会共识，尽快形成有助于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力量，加快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进步。在国家鼎力支持与香港主动作为的共同努力下，“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必将因香港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熠熠生辉，香港也将因“一国两制”而重现往日“东方之珠”之神韵。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