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两百多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各种形式的“孤立主义”（Isolationism）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孤立主义”信徒认为美国应该尽量避免卷入其他国家的冲突之中，也不应该与其他国家有牵扯或交葛（entanglements），否则美国会卷入有损美国利益的战争之中，而其所秉持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会被玷污或破坏。就算是那些认同“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即认为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和肩负改变世界历史使命的国家）的人都认为美国应该奉行“孤立主义”，但美国却依然可以通过自己身体力行而做世人的表率，让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扩散到全世界。然而，即便在“孤立主义”下，西半球却必须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不容许其他国家染指，而“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则是这个立场的公开明确宣示。

　　二次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长期由一大批信奉所谓“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的外交政策精英所主导。“自由国际主义”的目标是要建构一个体现美国的自由民主和自由贸易的价值观的国际秩序，而美国则在这个国际秩序中树立美国的全球霸权。所以，这个美国主导的全球霸权又往往被美国人美其名为“自由霸权”（Liberal hegemony）。他们笃信只有在美国的“自由霸权”下，世界和平、个人自由、民主发展和美国自身的安全才能获得坚实的保障。这些外交政策精英长期盘踞在美国政府、美国国会、民主和共和两党、大学、智库、媒体、宗教界和众多非政府组织之内。他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和利益群体。不少人特别是政客、专家和学者因为美国的外交事务越来越繁多和复杂而得到事业发展的机会、社会地位的提升和丰厚的物质回报。可以说，不少美国精英的切身利益与美国广泛和深度介入国际事务和介入别国内政息息相关。

　　对于这些外交政策精英的崛起，美国学者史蒂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在他的《明日世界：美国全球霸权的诞生（2020）》（Tomorrow, the World：The Birth of U.S. Global Supremacy（2020））一书中有生动叙述。他指出，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避免作出会使其陷入欧洲式强权政治的政治和军事承诺。在二次大战开始后，美国却突然为自己构想出一个新的角色（即是一个主宰世界的武装超级大国）。这个转变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发生。随着纳粹征服法国，美国新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开始相信美国应该永远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940年，组成美国外交政策阶层的一小群官员和专家要么希望英国在全球事务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要么希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战争一扫而光了他们的假设，使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应该将其法律和秩序扩展到全球，并用枪杆子支撑它。”他们认为，现在和将来，美国都必须以武力维持秩序，否则就会在另一个强国主导的世界中受苦。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就不仅计划参战，而且还计划在战争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实现全球霸权。他们坚信，国际主义需要武装统治，其他一切都意味着奉行不可取的“孤立主义”。所以，只有美国愿意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和平互动才有可能实现。美国必须在全世界取得“首要地位”（primacy）。为了防止国际领域陷入混乱或专制，一个仁慈的霸权国家必须扮演世界的秩序维护者，而美国则是唯一适合担任这一角色的实体。

　　尽管“首要地位”在本质上只是一种观念，但它对美国的全球政策却有着具体的影响。首先，它指示美国获得并维持优于任何其他国家或未来国家联盟的军事力量。其次，一个只保护美国的全副武装的美国堡垒是不够的。“首要地位”要求美国在对全球力量平衡至关重要的地区驻扎军队，或至少承诺在发生袭击时确保这些地区的安全。第三，“首要地位”意味着美国愿意经常使用武力来达到目的，当然最好是规模较小的武力。

　　“自由霸权”的彻底失败

　　由于美国仍有不少人认同“孤立主义”，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所以必须以威逼利诱的手段争取他们对“自由国际主义”和“自由霸权”的支持，起码不作反对。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芬．M．沃尔特（Stephen M. Walt）在其《善意的地狱：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与美国首要地位的衰落（2018）》（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America's Foreign Policy Elite and the Decline of U.S. Primacy（2018））的书中指出，考虑到美国优越的地缘政治位置和得天独厚的历史，说服美国人追求自由霸权确实很困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自由霸权的倡导者必须让公众相信自由霸权是必要的、可以承受的、并且在道德上是可取的。首先，倡导者夸大美国面对的威胁，让美国人相信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而他们的安全则取决于美国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其次，倡导者刻意夸大自由霸权的好处，认为这是化解潜在危险、促进繁荣、传播珍贵政治价值的最佳方法。最后，他们试图隐瞒其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的成本，以让美国人相信，即使该政策的成功率很低，但也是一笔对美国划算的交易。

　　在整个冷战时期，为了建构和扩大美国在世界的“自由霸权”，美国肆意甚至缺德地以各种手段插手和干预别国的内政，包括干扰其他国家的选举、确保支持美国的反共势力能够赢得选举，收买亲美政客、媒体、意见领袖、民间组织和军人，大力宣传西方价值观和反共思想，推翻别国的政权，有些时候甚至侵略别国并实施直接管治。

　　克里斯托弗．凯利（Christopher Kelly）和斯图尔特．莱科克（Stuart Laycock）的书《美国入侵：我们如何入侵或军事介入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America Invades：How We've Invaded or been Militarily Involved with almost Every Country on Earth（2014））中将“美国入侵”定义为“美国军队对一个国家发动的武装攻击或干预。”在这个定义下，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曾经被美国侵略过，而其中不少侵略发生在冷战时和冷战后。

　　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副教授林赛．A．奥罗克（Lindsey A. O'Rourke）在其《隐藏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Covert Regime Change：America's Secret Cold War（2018））一书中系统地汇集和整理了冷战期间所有美国策动的政权更迭行动的原始数据，表明冷战期间美国尝试进行隐蔽政权更迭的数量是公开政权更迭的十倍。秘密政权更迭包括暗杀外国领导人、发动政变、操纵外国选举或秘密协助异见团体推翻外国政府。她指出：冷战期间凭借美国支持的秘密政权更迭行动而上台的政府中，约有一半后来因为暗杀、战争、革命或政变而被暴力推翻。研究结果描绘了一幅严峻的画面：秘密政权更迭行动所针对的国家似乎不太可能实现民主，而且更有可能经历内战、对美国不利的政权更迭或侵犯人权。

　　美国插手别国的选举更是家常便饭。耶鲁大学达文波特学院副研究员大卫希默（David Shimer）在其所撰写的《舞弊：美国、俄罗斯和一百年的秘密选举干预》（Rigged：America, Russia, and One Hundred Years of Covert Electoral Interference（2020））一书中揭露，美国的秘密行动最初使用有限，后来却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光是1953年，中央情报局就在48个国家执行了数百个秘密行动项目。选举活动是这个活动网络的核心。他指出，几十年来，美国在国外的核心目标一直是遏制共产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央情报局干预了世界各地的选举。时至今天，美国干预别国选举的目标，从遏制共产主义转向扩大民主，而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一个几乎完全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私人非营利组织）在其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冷战后，选举干预的重点不再是要击败左翼候选人，而是公开、有规范地帮助那些亲西方的“民主”候选人。这些行动主要由两个美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和国家民主研究所（NDI）。他们为别国的政党提供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竞选策略、资讯开发、志愿者招募、筹款和拉票活动等。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一段短暂的以美国为单独霸主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在这个时刻中，美国诓称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变天”是美国对苏联的“遏制”（containment）战略的伟大胜利。在志得意满和踌躇满志的思想心态下，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笃信人类历史发展已经结束（end of history），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乃是所有国家的唯一选择和归宿。为了推进乃至加快历史结束的进程，美国更加强调自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indispensable nation”），并赋予自己一个在全球输出西方民主的使命，让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实施西方式民主，而武力侵略、“颜色革命”、政权更迭、意识形态渗透、经济和外交胁迫等都是合理和正义的手段，因为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进那些国家乃至全世界的进步。

　　这种有着浓厚“胜利主义”（triumphalism）和白种人优越感特征的思想在那些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分子”（Neo-Conservatives）的主张中尤为突出。“新保守主义分子”可谓是“自由国际主义”的极端信徒。为了在全球确立美国的“自由霸权”，“新保守主义分子”鼓吹用军事、金融、经济、政治和思想手段压制所有美国的对手，并以同样手段把其他国家改造为民主国家。他们声称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第二次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对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并相信伊拉克作为西方民主的典范能够促进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民主改革。

　　为各国带来痛苦和灾难

　　然而，尽管信奉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精英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外交政策上能够翻云覆雨，但其所主张的外交政策整体而言却是相当失败的。这些政策除了为不少国家带来痛苦和灾难外，也严重损耗了美国的国力、国际声誉以及西方所宣扬的制度和文化。更为重要的，美国没有因为推行“自由国际主义”而让自己更安全和繁荣。过去二十年左右，特别是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失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满，要求美国减少插手外国事务的声音不绝于耳。不少美国老百姓和政治精英对“自由国际主义”和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愈趋不满，也成为了那些精英日后失势的主要因素。

　　沃特（Walt）痛心地认为，由于美国外交政策精英长时间主导的外交政策的失败，后冷战时代开始时的乐观希望在2016年破灭了。美国的长期对手变得更加强大和自信：美国的传统盟友变得更羸弱且更加分裂；美国重塑地区政治、传播自由价值、促进和平、加强全球机构的雄心勃勃的尝试大多都失败了。美国将安全承诺扩大到更远的地方并没有让欧洲、亚洲或中东变得更加和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引发了本来不会发生的战争。美国领导人非但没有鼓励地区大国解决分歧，制定不需要美国积极指导的安全安排，反而建立了一种脆弱的世界秩序。如果美国停止承担它曾经热切接受的全球负担，这种秩序就会迅速土崩瓦解。沃特不留情面地说，“当今的外交政策精英不再是一群受到消息灵通的公众所约束、因而要被迫确定优先事项和承担责任的纪律严明的专业人士，而是一群功能失调的特权内部人士，他们往往蔑视其他观点，而在职业和个人层面都难以承担他们所推行的政策所带来的后果。”

　　另一位美国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其《大妄想：自由主义梦想与国际现实》（The Great Delusion：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2018））的书中对美国外交政策精英进行了尖锐和无情的挞伐。他预言美国的“自由霸权”必会以失败告终。他断言，按照美国形象重塑世界的政策应该以保护人权、促进和平、让世界安全地实现民主为鹄的。但事实却显然并非如此。相反，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它进行的战争破坏和平、损害人权、威胁国内自由价值。从一开始，自由主义霸权就注定要失败，事实也确实如此。这项策略必然导致美国制定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相悖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最终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远大于美国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霸权虽然不会实现其目标，但它的失败却必然会带来巨大的代价。美国很可能最终陷入无休止的战争，这将会加剧而不是减少国际政治中的冲突程度，从而加剧核扩散和恐怖主义问题。此外，美国的军事行为几乎肯定会最终威胁到自己的自由价值。国外的自由主义导致国内的不自由主义（illiberalism）。最后，即使美国实现了它的一些目标（传播民主、促进经济交流、建立国际机构），它也不会为世界带来和平。

　　近二十年来，美国国内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政策精英的不满不断上升，与特朗普于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有莫大关系。特朗普主张的外交政策带有浓厚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在“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下，特朗普力图从国际事务和别国内政抽身而出。特朗普对“自由国际主义”嗤之以鼻，更鄙视那些长期以来掌控美国外交事务的外交政策精英。虽然特朗普在其首届任期内的外交政策未竟全功，但其继任人拜登总统却尽管强调口头上拥抱多边主义，但实际行动上则仍然表现出以“美国优先”为圭臬。2025年特朗普再次成为美国总统后便急不及待和疾风骤雨地推行他的单边主义外交方针，务求在最短时间内重塑美国二次大战后的外交政策和国际秩序。

　　转变策略矛头对准中国

　　其实，鼓吹“自由国际主义”和锐意建立“自由霸权”的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在过去十年在美国政治的影响力明显地正在不断下滑，今后他们将难逃失势的命运。这个结果主要不是因为特朗普不信任和不重用他们而造成，而是因为整个美国社会已经失去了对国际事务参与的积极性、孤立主义亦重新抬头。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部分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的信徒仍然会努力找寻生存和发展之道。今天，为了挽回颓势，这些人蓄意不断转化为激进的对华鹰派，不负责任地把中国描绘成美国的致命的国家安全和霸权的威胁，大力鼓吹对中国进行更猛烈和无底线的遏制和围堵，甚至不惜诉诸武力来解除“中国威胁”，务求拖慢美国走向孤立主义的步伐。为了扳倒中国，美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从而那个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对他们也变得毫无意义。毫无疑问，这些“蜕变了”的“自由国际主义”分子已经成为了恶化与毒化中美关系的灰暗与负面政治力量了。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