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百年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毫不夸张地说，欧洲的历史是一部战争史。随着现代国家在16世纪的兴起，欧洲国家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多不胜数，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力和残酷性更是令人震惊。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便东西方冷战爆发，但欧洲在过去数十年却因为得益于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NATO）所发挥的保护效用，基本上能够维持和平的状态；而欧洲国家更能够在经济上一步步走向高度整合，并最终在1993年成立了全球最大和市场整合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共同体——欧盟（European Union）。

　　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后，欧盟和北约都陆续把一些东欧国家和部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纳入其中。俄乌冲突发生后，原来拒绝参加北约的芬兰和瑞典也最终选择加入，令北约进一步扩大。长期以来，纵使欧洲国家之间在不少问题上比如移民、环境保护、规管和债务意见不一、龃龉丛生，但欧洲的团结却大体上没有受到威胁。比如，2020年英国退出欧盟虽然对欧洲的团结带来一定冲击，但在安全问题上英国与欧洲国家仍然维持相当合作，而彼此的合作程度又因为俄乌冲突而大为加强，所以“英国脱欧”（Brexit）对欧洲团结的影响有限。

　　毫无疑问，美国对二战后欧洲的团结发挥了至关重要和不可取代的作用。如果美国不再愿意维护欧洲的团结、削减对欧洲在战略上的承担和保证、做出损害欧洲安全和利益的行为、刻意分化欧洲国家、或者对欧洲的战略重视程度下降，则尽管欧洲国家仍然竭尽全力维持团结，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大体上奉行其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忠告，尽可能避免涉足欧洲的大国战争，从而维护美国的稳定和团结，以及防止美国的立国精神被玷污。一战爆发后，由于德国一再挑衅，美国无奈参战。战争结束后，尽管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意图通过成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来终结大国博弈，重塑国际秩序尤其是欧洲秩序以达至世界和平，但在国内孤立主义者反对插手欧洲政治下，美国却拒绝参加该组织，遂使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但没有止息，反而愈趋激烈，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美国亦为了阻止欧洲被德国主导而不得不再次卷入欧洲的战争。

　　二战结束后，美国意识到自己不但不能在欧洲事务上置身事外，反而相信必须主动和积极重塑欧洲和国际秩序，方能阻止共产主义在全球扩张和危及美国的安全和利益。美国重塑欧洲秩序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经济和政治上愈趋整合和强大的欧洲作为美国的战略伙伴，而“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在战后欧洲经济重建和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协调上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欧盟的成立其实也意味着美国对欧战略的成功。同时，美国与欧洲又构建了一个名为北约的集体安全系统，把欧洲历史上长期交恶的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和英国都纳入其中，让德国再难成为欧洲和平的隐患，更让整个“西方”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去遏制由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历史上从未团结过的欧洲，在美国的领导、推动和“威逼利诱”下，逐步成为了一个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上都前所未有地团结的欧洲。可以说，欧洲在二战后之所以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与美国的介入有莫大的关系。

　　诚然，在过去几十年，美国与欧洲国家乃至欧洲国家之间不时在重大问题上出现摩擦与纷争，比如美国与英、法两国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斗争，部分欧洲国家不支持美国策动的第二次海湾战争，美国在不知会盟友的情况下遽然仓皇撤出阿富汗，美国不时推行一些对欧洲经济不利的贸易和货币政策等。有些时候，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和安全考虑单方面采取行动而让欧洲国家利益受损，比如美国在不少欧洲主要国家不同意下推动北约东扩，最后引发俄乌冲突，让欧洲的经济和能源安全备受打击。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乔纳森．哈斯兰（Jonathan Haslam）的新书《趾高气扬：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美国根源》（Hubris：The American Origins of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2024）对此提出了有力的证据。

　　不过，由于欧洲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高度依赖，所以欧洲绝对不敢削弱或者割裂与美国的关系，只能逆来顺受。所以，从另一角度看，正是因为有了美国的“保护伞”特别是“核子保护伞”，欧洲才得以集中精力于发展经济和扩大福利，而欧盟亦逐渐成为美国在经济、贸易和金融上的强大竞争对手。欧元（Euro）的诞生和其对美元霸权的挑战，让美国感到如芒在背。在美国的军事保护罩下，欧洲毋须承担沉重军费支出，反而得以逐步孕育出一套突出和平谈判、多边主义、尊重国际法、依靠国际组织、反对战争、福利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市场监管上的积极角色、和人权主义等的价值观。

　　美国已非欧洲可信赖盟友

　　这套价值观与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背后的理念颇多拮抗之处，但在世界上却让欧盟拥有比美国更大的软实力。对此，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欧洲文明教授康拉德．H．贾劳施（Konrad H. Jarausch）在其著作《陷入困境的欧洲：一种进步的替代方案》（Embattled Europe：A Progressive Alternative ）（2021）中给出了生动的描述。

　　此外，欧洲人从来都鄙视美国，认为美国文化粗鄙不堪（uncouth），因此引起了美国人对欧洲人的不满之情。这个现象在美国学者安德烈．S．马尔科维茨（Andrei S. Markovits）的《粗鲁的国家：欧洲为何不喜欢美国》（Uncouth Nation：Why Europe Dislikes America）（2007）一书中有精彩分析。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得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但在共同打击和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大前提下，这些矛盾也只能处于蛰伏状态。

　　然而，冷战结束后，羸弱的俄罗斯难以成为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敌人，反而变成了他们的蔑视的累赘。在冷战后的单极世界中，美国成为了唯一的霸主，并视全世界为它的势力范围，而它的战略利益亦遍布全球。相反，欧洲则越来越聚焦在自身的发展。美欧战略视野和目标的差异愈趋明显，彼此的摩擦也不时发生。美国越来越把战略重点放在亚洲，尤其是亚太地区，而遏制中国的崛起则成为了美国的战略核心。以此之故，美国对欧洲的战略重视度不断下降，对承担欧洲安全的决心和意欲亦随之而持续减少，对维持所谓“西方”的团结的意志也逐渐萎缩。

　　早在二十多年前，美国著名保守派政论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其畅销书《天堂与权力：新世界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2003）中对此转变已经有深刻探讨。他指出：“经过多年的相互怨恨和紧张之后，人们突然认识到，美国及其盟友的真正利益正在出现巨大分歧，跨大西洋关系本身也发生了变化，而且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变化。”“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变得更加单边主义，而与此同时，欧洲人正着手建立更加全面的国际法律体系，以遏制这种单边主义。”“事实上，到20世纪90年代末，欧美之间实力悬殊正在微妙地撕裂跨大西洋关系的结构。美国人对欧洲盟友对其施加的限制感到不满和不耐烦，因为这些盟友对战争贡献甚微，但他们对‘法律问题’的担忧阻碍了（美国主导的）战争的有效进行。”卡根认为，过去美国和欧洲确实在战略、意识形态和心理上有需要证明“西方”是一个团结的统一体，“但这种需要却随着柏林战争结束和莫斯科列宁雕像的崩塌而消失。”“由于不再需要维护和证明一个有凝聚力的‘西方’的存在，美国五十年来在外交政策上的慷慨在冷战结束后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在没有欧洲太多帮助的情况下，美国能够做好准备并（单凭自己之力）应对世界各地的战略挑战吗？答案很简单：它已经这样做了。”

　　俄乌冲突的爆发和其对美欧关系的冲击似乎生动地印证了卡根的论断。俄乌冲突初起时，俄罗斯因为战略失误而遭受挫折，而美西方则一方面对俄罗斯施加极限金融和贸易制裁，另一方面则为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和装备，务求大幅削弱俄罗斯的国力。在这场冲突中，俄罗斯固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不过，作为一个拥有大量核武器、丰富自然资源和庞大国防工业的大国，在调整战略后，俄罗斯在战场上和战略上都逐渐取得优势，并控制了乌克兰东部大片土地。

　　对美国而言，在没有胜算下，俄乌冲突继续下去只会对美国的利益越来越不利，而这场冲突也越来越失去美国民众的支持。因此，特朗普再度成为美国总统后，便在“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大纛下，不顾欧洲盟友和乌克兰的反对，单方面与俄罗斯商谈结束俄乌冲突的安排。为了及早从俄乌冲突的泥潭中脱身，特朗普批评乌克兰是冲突的始作俑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独裁者”、要求乌克兰放弃失去的领土来换取和平、逼迫乌克兰向美国出让利益以及迫使乌克兰尽早举行总统大选，否则美国便会削减乃至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的陡然转变，美国突然对欧洲发起关税战和贸易战，美国要求欧洲盟友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特朗普威胁可能退出北约，特朗普对欧盟的蔑视和敌意，美国对丹麦属地格陵兰的觊觎，以及美国对欧洲右翼极端势力的认可等事态，都充分显示了美欧之间在战略意图、价值观和利益上的严重分歧，而美欧之间的严重分歧复又引发了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美欧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巨变。对欧洲而言，美国不再是可以相信和依靠的盟友，在一些方面甚至是对手。美国不断减少对欧洲的安全承担和增加对欧洲的经济冲击，不但关系到欧洲的安全和发展，更关系到在美国不断在欧洲“撤出”时，欧洲能否维持团结来应对外部挑战和维持内部稳定。

　　诚然，在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时，美国和欧洲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但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和依赖也必然会持续下降。目前和在未来一段日子，欧洲国家会在美国所能发挥团结的作用不断减退下，积极采取政策和措施来加强欧洲的团结，尤其在安全领域。比利时根特大学（Ghent University）的马克．德沃斯（Marc DeVos）教授在其《超级大国欧洲：欧盟的静默革命》（Superpower Europe：The European Union's Silent Revolution）（2024）认为“欧盟正处于革命状态。为了应对新的全球现实，从气候危机到新冠疫情，从乌克兰战争到与中国的冷战，欧盟正在转变为新世界秩序中的联邦超级大国。”欧盟正在规划从一个欧洲共同体转变为一个欧亚国家地缘战略联盟，从一个价值联盟转变为一个权力联盟，并将其从一个建构市场的项目转变为一个建立国家项目。不过，种种迹象显示，德沃斯教授对于欧洲未来的发展有点过分乐观。

　　今天，在维护欧洲安全方面，部分欧洲国家提出要取代美国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武器提供者和安全的维护者，对俄罗斯施加更严厉的经济制裁，建立独立于美国的欧洲军事力量，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加强欧洲与英国的军事联盟，法国为其他欧洲国家提供核子保护，各国团结起来抵御美国的贸易战等。在经济方面，它们提出要进一步优化和整合欧洲市场，推进欧洲的科技发展和加强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不过，欧洲各国仍然会尽力阻止美国退出北约，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难以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保卫自己。然而，无论在安全或者经济层面，欧洲都希望在美国对欧洲的承担不再可靠的情况下加强欧洲的团结，让欧洲在新的大国博弈的格局下仍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举足轻重作用。

　　但是，在美国“缺位”下，欧洲能否维持乃至加强团结仍是一个未知数。过去欧洲之所以能够团结起来是因为各国要面对苏联的巨大威胁。今天，尽管俄乌冲突的出现打破了二战后欧洲的和平和秩序，让部分欧洲国家特别是那些前苏联的“卫星国”产生会否被俄罗斯“侵略”的担忧。不过，俄乌冲突其实也暴露了俄罗斯军事实力不足的困境，而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和能力则显然只局限于将部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卫星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因此很难想像俄罗斯对英国和其他主要西欧国家有领土野心。因此，对俄罗斯的担忧难以成为团结欧洲的黏合剂。

　　欧洲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更属多余。这些国家批评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偏帮俄罗斯，为俄罗斯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为其军工企业供应器材和资源，因此对欧洲构成“安全威胁”。不过，这种所谓“安全威胁”能否成为团结欧洲的力量实属疑问。很少欧洲人会相信遥远的中国会“侵略”欧洲。事实上，欧洲与中国在经贸上关系越来越密切，而在美国的胁迫下欧洲更加依赖中国的市场和投资，所以要把中国当成“敌人”来团结欧洲根本不可能。

　　相反，由于美国对欧洲的一系列不友好行动导致美欧之间的摩擦不断升温，美国俨然成为了团结欧洲的一股力量。然而，由于欧洲对美国在安全和经济上仍有相当程度的依赖，欧洲难以把美国当作“敌人”来团结自己，而那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卫星国”更不会愿意与美国交恶。在“对付”美国时，那个自诩与美国有“特殊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的英国也不会与德国和法国等国家走在一起，所以，在缺乏“生死存亡”的外来威胁的情况下，欧洲要团结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重要的是，经过多年来的变迁，那些削弱欧洲团结的因素却在不断涌现。

　　首先，欧洲各国对来自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对自己的安全威胁有不同的评估，因此要求所有欧洲国家都大幅增加军费支出难度不小，特别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要面对经济和科技竞争力下降与福利开支越来越沉重的困局。如何在各国之间公平分摊欧洲军事实力所需的费用委实不容易，更会引发彼此之间的冲突。

　　第二，欧洲各国在处理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关系上存在分歧。英国肯定会致力维持那个似有若无的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并借此来扩大英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家则会因为经济或安全考虑有意与俄罗斯改善关系。我们更不能排除德国在俄乌冲突结束后会谋求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增加俄罗斯对德国的天然气供应来提升德国工业的竞争力。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会选择与中国加强经贸往来。因此，欧洲要在对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立场上保持一致颇为困难。

　　第三，欧盟内部正面对着不少矛盾与摩擦，但却难以通过进一步整合来有效处理，尤其在移民、经济政策、环保和法治等问题上。欧盟在经济上的整合程度已经相当高，但在财政政策上却仍未一致，而要成为一个能够在国际上纵横捭阖的政治实体则路途仍相当遥远。

　　第四，欧洲内部的右翼疑欧（Euroskeptics）势力和各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正在抬头，这虽然不会导致欧盟的解体，但却会削弱欧洲的团结。

　　“欧洲自主”强化中国发展机遇

　　第五，过去美国希望并致力于推动欧洲的团结，但近年来美国越来越视欧洲为经济对手，因此对欧洲团结的态度转趋消极。特朗普在其第一届任期内，甚至鼓励英国脱欧。我们不能排除美国日后会试图分化欧洲各国以促进美国的利益。

　　第六，随着俄乌冲突的发展对乌克兰越来越不利，欧洲各国对乌克兰的立场也愈趋分歧。俄乌冲突结束后，这些分歧也不会消失，甚至有扩大的可能，特别在各国如何分担乌克兰之后重建的费用上。

　　第七，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2009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和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触发了欧洲的内部冲突，其后遗症尚未消除。

　　第八，欧洲内部没有一股强大的团结力量。法国虽然有意发挥领导作用，但国力不足。德国看似无意担当团结欧洲的领导角色。由于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其他欧洲国家对德国的疑虑尚未完全消除，它们不一定愿意让德国成为欧洲的政治领袖。

　　最后，西欧、南欧、东欧、中欧和北欧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都存在分歧，这些分歧难免成为欧洲团结的障碍。

　　展望未来，尽管美国在团结欧洲上的角色会持续下降，欧洲仍会保持一定的团结性，但团结程度估计会有所下降。在欧洲的安全问题上，美国仍然不得不担当一定的角色，但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法国和英国却必然会为了自身安全和利益而另辟蹊径，从而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尤其会展示在它们各自对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上。在外交和经贸事务上，尽管欧盟仍会继续运作，但我估计欧洲各国的“战略自主性”和“独立”行动会比以前增加，而中国则可以有机会加强与欧洲乃至个别欧洲国家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和促进中国的发展。

　　原题为：《美国削减承担欧洲还能维持团结吗？》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