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部时间4月2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玫瑰花园，宣布规模庞大的“对等关税”政策。由于征收的贸易伙伴太多，而且税率各不相同，特朗普拿出一个大型图表进行讲解，演讲现场还摆放更多图表，详列对各国各地区的税率。

　　总体上，特朗普对亚洲国家税率最高。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了，可谓是特朗普的“大爆炸”和“休克疗法”，试图通过向全球征收关税的方式迅速缓解特朗普所认定的美国面临的问题。无论对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这一政策的影响无疑是爆炸性的。在特朗普宣布这一政策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S. Rogoff）告诉媒体，“他（特朗普）刚刚向全球贸易体系投下了一颗‘核弹’”。

　　来自美国各界的警告

　　特朗普发动的全面关税战争不仅对全世界带来冲击，对美国本身的坏消息也远远淹过了特朗普所提供的“好消息”。美国各界对美国经济的预测可以说是“哀鸿遍野”，包括高通胀、滞胀、“特朗普衰退”、保护落后和孤立等。有些属于预见和警告类型，而更多的则是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

　　对特朗普的认知，传统经济学家们感到的是“无语”。特朗普认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商品，尤其是廉价商品，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或者去工业化。但他忘记了，这些商品同时也有助于美国控制通货膨胀，对美国消费者来说，它们降低了物价。经济学研究者们发现，尽管在过去数十年，美国中产萎缩，但他们的生活水准并没有降低，这和美国进口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有关。

　　再者，特朗普表示美国进口的商品多于出口，这让他感到愤怒。但是，他忘记了美国在服务业、“美元霸权”、知识产权出口等领域所获得的巨大利益。实际上，服务业──包括金融、旅游、工程、医疗等多个领域──构成了美国经济的主要部分。2024年，这些服务出口为美国带来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收入。很多受到美国商品关税打击的国家与美国之间在服务贸易上存在逆差。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这些国家包括加拿大、中国、日本、墨西哥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

　　特朗普所期望的“再工业化”的计划更是不可行。在上一波全球化过程中，为了节约数倍的成本，一些美国公司把业务迁移到中国等国家，在那里生产产品，再出口美国。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计划“再工业化”开始到拜登政府，为了避免受到美国对中国进口关税的影响，这些公司开始在越南或印度建厂。但现在，特朗普也要对越南和印度等几乎所有国家征收高关税了。尽管这样，这些公司依然很难如特朗普所预期的那样，把生产迁移回美国，因为对这些公司来说，这样并不可行，美国的生产成本依然过于高昂。

　　中国该如何选择？

　　中国选择的是反制。在世界范围内，人们最为关切的是特朗普关税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在人们的认知中，中美关系不仅仅是经贸关系，中美的互动基本上决定了未来的国际秩序。

　　无可否认，特朗普惩罚性关税对中国经济肯定有冲击。因为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其对国际贸易的变化高度敏感。其中，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尤为重要。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24年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16.4%。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认为，中国对美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包括电子产品、电气机械、纺织品和服装。但是，美国公司的生产线也可能受到重大影响。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大宗产品是资本货物和工业材料，而不是消费品。因此，关税将伤害美国制造商和消费者。

　　在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政策之后，中国立刻指出了美国“单边霸凌”的本质，指出“坚决反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利益”。自然，中国已经宣布，对原产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34%关税。也就是说，中国对特朗普的“对等关税”进行了对等的反击。

　　对中国而言，不管特朗普这些关税是谈判策略还是长期措施，也不管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将如何回应特朗普，既然特朗普采用的是“总体交易”，那么我们也应当对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未来做一系统的考量，也来对美国进行一种“总体交易”。正如特朗普的“总体交易”策略，我们的策略也远远超越经贸领域。

　　特朗普“总体交易观”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估

　　对特朗普的总体交易观、其所使用的手段和所产生的影响，我们需要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估。因为美国已经把中国界定为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和意志的竞争者，甚至敌人，中国和美国的博弈是长期而艰苦的。对这场“对等关税”战争，我们既不能高估特朗普，但更不能低估特朗普。有几点是需要深思熟虑的。

　　第一，对美国和西方各国对特朗普的批评，我们需要有一个“超然”的看法，持开放态度。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尽管有些批评具有现实性，但也有些是警告性和预见性的。经济学家（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对美国的实际经济问题并不见得有正确的认识。如果经济学家真的如他们所言有能力诊断和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那么美国社会不会变得像今天那么糟糕。实际上，美国经济到了今天的地步，经济学界负有很大的责任。

　　第二，经验地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因为关税而致富，也没有一个富裕的国家因为关税而继续保持繁荣。或者说，关税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甚至是一个临时的工具。“对等关税”政策所能造成的局面，特朗普并非完全不知道。或许这个局面是他想要的，并且这仅仅是一个开端。特朗普尽管在很多人看来，非常的“鲁莽”，甚至“愚昧”，但其行为并不缺乏逻辑。人们需要对其博弈的每一步进行冷静观察，不要过早下结论。

　　第三，绝对不能相信西方媒体而低估了特朗普。《纽约时报》大谈特朗普如何“摧毁美国的伟大”，《经济学人》最近的封面是“特朗普使得中国再次伟大”─类似的标题最近会越来越多。尽管很多人意识到贸易战或者关税战争没有赢家，有的只有输家，但在一些社交媒体，依然有为数不少的人再次有了“赢麻了”的感觉。这是很危险的。如果这样，我们就会被西方所迷惑，被牵着鼻子走，最后犯战略错误。用中国来恐吓特朗普，这是现在西方越来越盛行的一种方法，无论是政界、经济界、学术界还是政策研究界。对此，人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特朗普不会使得中国再次伟大，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使国家再次伟大。

　　第四，更不能低估美国社会的活力。美国的活力从来不在政府，而在社会和资本。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改革政策，尤其是对企业的“去监管”和对州政府的“分权”在导致社会混乱的同时也在重塑美国社会。这也是美国MAGA运动的目标。尽管很多美国人（尤其是传统精英层）对特朗普是否可以复兴美国持怀疑的态度甚至是否定的态度，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一运动对美国的影响。

　　第五，更需要关切的是，在关税战之后是什么？“对等关税”是特朗普解决其所认知的美国问题的方法，但如果这一方法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是使得问题进一步恶化，那么特朗普又会怎样做呢？如果1930年的《关税法》导致了大萧条，继而导致了战争，那么特朗普“对等关税”又会导向何处？

　　避免“负和博弈”：中美拚的是经济的韧性

　　张宇燕教授早就观察到，大国博弈对整个贸易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哪怕是零和博弈，还有赢有输，但现在很多国家玩的、特别有些大国玩的是负和博弈，即“我可以受损失，但只要你的损失比我大”。实际上，在中美之间，负和博弈早已经超越贸易领域，而扩展到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并且更为严重。

　　尽管中国不想跟随美国把中美关系简单地定义为“竞争关系”，但是和美国的竞争既不可避免，也不可怕，直面即可。无论是地缘政治竞争还是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竞争，我们都必须有自己的定力。今天，在地缘政治领域，特朗普同时展现出“收缩”与“扩张”两种倾向。在收缩方面，特朗普的“退群”政策导致了二战以后建立在联合国体系之上的国际秩序的解体，而特朗普的“去联盟化”政策导致了西方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的解体。在扩张方面，特朗普崇拜的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一个扩张主义的美国，反映在其对加拿大、巴拿马和格陵兰岛的政策。不管是收缩还是扩张，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个极端自私的美国。“收缩”政策或许如同特朗普所期待的，可以减轻一些美国的国际负担，但“收缩”很难使得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再次伟大”；同样，如果特朗普回到一个“扩张主义”的美国，那么过度扩张所致的成本说不定促成美国更快的衰落。

　　在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上，美式民主今天所经历的困局已经终结了20世纪90年代初盛行西方的“历史终结”论。尽管如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生前所言，民主有高潮和低潮的时候，但今天美国式民主的困局绝对不是“低潮”的概念所能形容的。西方民主从精英民主到中产民主再到今天的民粹民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走下去的问题。尽管民主陷入困局，但迄今没有人知道如何走下去。尽管特朗普在国际舞台上兴风作浪，但这完全是美国内部的政治因素所致。经验地看，美国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没有大的问题，问题在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或在于美国（和西方）感到最骄傲的政治体制。今天，特朗普把内部政治问题经济化，把经济问题国际化，这不仅有可能导致经济的恶化，更会导致政治的进一步恶化。

　　中美竞争的关键：依然在技术和经贸领域

　　所以，中美竞争的关键依然在技术和经贸领域。

　　在这个领域，较之任何国家，任何时候，中国更有条件和经验来作出理性的决策，保持定力，不为外部所干扰，而根据自己的既定路线追求进步。自特朗普第一任开始经拜登政府再回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经八年多了，中国的企业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国家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韧性而言，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和中国相比。

　　作为一个学习型国家，中国在这些年学到了很多在正常的国际环境下学不到的东西，弥足珍贵。

　　第一，我们不再假定一个开放市场是永恒的，绝对不能走“采购”立国的路线。此前，一些人和企业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认为企业和国家的发展可以依靠国际市场。“既然可以在国际市场采购，为什么还要自己生产”是当时很多人的主流思路。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对华贸易战争中，这些人和这些企业已经学到了深刻的教训。今天，新自由主义经济思维已经在中国没有市场了。

　　第二，核心科技等不来，还得靠自己。对任何经济体而言，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的确存在着大量的现存技术可以使用的情况，即西方国家技术的应用和扩散，即经济学中所谓的“后发优势”。但经验地看，“后发优势”只会在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发生作用，之后“后发优势”的弊端会越来越显现。很多年来，中国就面临这样一个局面。当中国开始赶超美国的时候，美国就对中国在高科技上“卡脖子”和在经贸上“脱钩断链”的政策。正如很多人所观察到的，美国的这种政策反而促成了中国在科技上的自强自立。近年来，中国在所有关键的技术领域有大量的投入。有投入就有回报。最近杭州“六小龙”现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科技引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全国范围内，类似“六小龙”那样的企业只是冰山一角。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把“教育、科技和人才”放在一起加以叙事，这表明大科研系统建设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结合国家目前的技术积累水平，这个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势必触发企业层面原创技术浪潮的来临。这一阶段有点类似于二战之后的美国。而一旦整个经济体转向原创的阶段，那么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卡脖子”和“脱钩断链”等不再能够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实际上，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可能在很多领域反过来会依赖出自中国的原创性技术。

　　第三，建设内部统一大市场，挖掘和拓展内部发展空间。中国是一个具有14亿人口、4亿中产的大市场，但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大市场。一旦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那么更多的发展潜力就会释放出来。近年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不是幻想，而是可以通过行政体制和市场机制的改革来达成的。越来越多的要素在促成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唯一的阻力在于行政分割。而行政分割则是可以通过区域或者国家统筹来克服的。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和大湾区一体化的经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不过改革的力度还可以更大更有力。

　　第四，开放是发展的前提。二战之后，美国之所以变得伟大，就是因为美国的开放。或者说，美国的开放为全世界塑造了这个平台，而全世界促成了美国的伟大。今天轮到中国了。我们在唐宋时期曾经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但是后来封闭起来了。当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尽管我们地大物博，几乎不需要任何外来的货物，但是开放的要义并不在外来的货物，而在于货物流通背后的思想和精神。1980年代，我们总结了历史，得出“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捱打”的结论。这个结论可说是普遍性的，对任何国家都是如此。因此，当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践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中国接过了“自由贸易”的大旗。今天，我们践行的高水平开放具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制度型开放，二是自主的开放，三是单边开放。没有人可以低估中国通过高水平开放重塑国际贸易格局和贸易体系的能力。

　　第五，经济科技领域的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的必然结果是一个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现代产业体系必须具备“全”“大”“多”“密”“强”五大特征。中国吸取了此前两个经济大国英国和美国在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在19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毅然”放弃了制造业，而把重点转向金融业。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尽管伦敦拥有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金融城”，但英国则失去了制造业。当一个国家不再制造，等待的便是这个国家的衰落。这也为后来英国脱欧埋下了种子。美国也如此。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最强国。但和英国一样，里根革命推动金融全球化，美国的资本带着美国的制造业流向了世界各地。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美国从一个什么都制造的国家转型成为一个什么都不能制造的制造业弱国。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了美国的“去工业化”。这也就是特朗普自其第一任期开始推动“再工业化”的原因。尽管特朗普对美国“去工业化”所产生的弊端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他对“再工业化”所采取的做法（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对等关税”）则很难让人相信他会成功。而中国既不会作出英美那样的错误判断，更不会犯英美那样的战略错误。

　　一旦意识到中美拚的是经济的韧性，那么构造这样一个现代产业体系必然会成为国家发展下一步的重中之重。（注：原文刊于“大湾区评论”公众号，获授权刊登，有删节）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