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所谓“对等关税”政策，引起全球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贸易市场大动荡，更意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全球化被彻底颠覆，平等交易的基石被摧毁。这场关税战将如何发展，现在仍属未知数，但若特朗普执意借着滥征关税来扭转贸易逆差，结果只是与全球为敌，并导致美国经济加速滑向衰退。

　　回顾过去，美国不是第一次利用关税作为武器，或者可以说，每当美国国内碰到什么经济问题时，关税很多时候是第一个被拿上枱面的“解决方案”。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美国农业和工业陷入严重衰退，失业率飙升，国内要求保护产业的呼声高涨。当时同样由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为回应国内利益集团（尤其是农业和制造业）的诉求，试图通过提高关税保护本土产业。犹他州参议员里德．斯姆特（Reed Smoot）和俄勒冈州众议员威利斯．霍利（Willis C. Hawley）牵头推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尽管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认为高关税会加剧危机，但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仍于1930年6月签署该法案。

　　多边贸易体制是唯一出路

　　法案将美国进口关税提升至历史高点，超过二万种商品的税率大幅提高，平均关税水平从约40%升至近60%，尤其针对农产品和工业品。法案的“效果”立竿见影：随即引发全球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欧洲多国对美国加征关税，全球贸易额在1929-1934年间暴跌约66%。美国出口锐减（1930-1933年下降约60%）、GDP暴跌，1930-1933年名义GDP从1045亿美元降至560亿美元（-46.3%），失业率飙升至25%。更为影响深远的是，此法案进一步催化美国经济的急剧恶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导致后续多个国家以托拉斯模式主导经济，也间接引发了军国主义在欧洲和亚洲出现。

　　特朗普认为向所有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就能解决所谓“被占便宜”的问题，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此路不通。《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直接后果是，对贸易的打击远高于所获的利益，当年由于总体需求激减，导致美国大量小型厂商相继倒闭。亦即原本政府推出法案时声称的保护对象，反而变成了最大的受害者。特朗普真想要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话，唯一出路是他一直鄙夷的多边贸易体制。

　　1934年，罗斯福总统上台，签署新的关税政策《互惠贸易协定法》，赋权总统与外国谈判降低关税，幅度最高可达50%。以此为起点，美国主导及参与制定了多个多边贸易协定。至二战前夕，美国与22个国家签署贸易协定，平均关税税率从1934年的46.2%降至1940年的37.5%。贸易自由化原则由此诞生，首次确立“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推动国际贸易规则向公平化发展。再看数据，1934至1939年间，美国出口额年均增长6.3%。钢铁产量从1933年的2300万吨增至1937年的5000万吨，汽车产量同期增长3倍。1933至1939年间，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000万，失业率从25%降至17.2%，美国一跃成为全球工业第一强国。

　　美国产业竞争力下降

　　美国过去的辉煌，不是始于霸权式的打压，而是建基于开放式的合作。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正引领美国走向1930年的回头路，其结果可想而知，紧接下来便是产业竞争力下降，也会完全失去二战以后来自国际经济体系的得益，美国经济将无可避免陷入衰退。贸易战不会有赢家，特朗普就算自诩其“交易艺术”有多厉害，最后也不过是缘木求鱼。

　　与此相对，中国将会继续坚持贸易开放主义，继续坚持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原则。要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关键就在于确保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才能构建出一个更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共创人类命运与共的未来。

　　新民党东区区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