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领衔撰著的新书《深圳2035：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展望》近期由深圳出版社出版，与阅读郑教授的时评专论一样，从翻开第一页，就迫不及待地读下去，一鼓作气、畅快淋漓，解惑解渴、意犹未尽。该书获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足见选题意义之重大以及作者之大手笔。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曾多次在广州、深圳拜访郑永年教授，每次都为郑教授的学术担当、学术气象、学术创见所震撼、所感动。阅读这本书同样有这样的感受，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大使命，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重大任务，深圳怎么办？中国学者怎么做？郑永年教授通过本书，给我们也是给社会作了一个示范，给理论界和实务界提供了一份理据厚实的可行性建设思路，我们从中又一次体会到了郑教授的学术品格和家国情怀，感觉本书有以下特点和价值：

　　一是视野宏阔，在大叙事中为深圳精准定位。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全书的研究分析聚焦在国际、国家、区域和深圳四个层面上”，这还只是反映了地理横切面的一个维度。实际上，本书视野宏远，大开大合，既勾勒纵向数千年的历史大脉络，又重点关注横向世界范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实践，条分缕析，察古鉴今，皆为深圳先行区建设提供参考之资，以期发挥出后发优势。

　　比如，在纵向考察方面，本书第一章就述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根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文化土壤、19世纪以来欧美的现代化建设实践、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等不同角度来聚焦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

　　城市发展的鲜活材料

　　再如，本书第二章所建构的“深圳现代化建设的城市参照体系”，都是诸如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等世界及亚洲“全能冠军”“单项冠军”城市，视野之广、立意之高，可谓无出其右者。

　　又如，第三章“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的国际经验”部分，提出了英美、北欧、东亚、苏联等四种现代化模式，这一分析范式既是历史的纵向分析，也是横向的国际比较。这种兼具古今中外的研究视野和写作风格，是郑教授作品的一贯文风，在本书亦十分突出，例子不胜枚举。

　　二是论证科学，在多学科比较分析中求得真知。本书的研究主题是深圳的现代化建设问题，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城市研究、现代化研究从来都不是单一学科所能支撑、所能完成的研究课题。大家知道，郑永年教授团队具备多学科学术训练和坚实丰厚的研究基础，因此本研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综合运用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公共管理学，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理论方法，“力争使成果在内涵上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开放性和探索性”。

　　比如，书中重点讨论的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指标体系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超大城市治理问题、“政府─市场─社会”关系问题，以及韧性社会、风险社会、福利社会等问题，都是需要多学科探讨的复杂性问题。

　　再如本书列举的“国外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案例”，更是多学科观察评判综合的结果，作者所关注的也是波士顿、纽约、斯德哥尔摩、东京等四个城市的不同现代化主题和特色，都不能统一到经济现代化这一单一范畴中去，这样才能为深圳多元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全面的借鉴。这种多学科交叉比较研究范式，是本书的一大特征，也是确保本书研究质量和研究水平的方法论基础。

　　三是为我国区域发展和城市建设提供了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本书以深圳为名，但其实际意涵和指向远超深圳，可以说对于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和城市建设具有通用参考价值。

　　首先就在于本书所聚焦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书中对中国式现代化及“三新”的相关理论与政策、机遇与挑战、战略与路径等都梳理分析得十分系统精当；其次在于本书所具有的古今中外的宏阔视野和世界范围现代化城市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与宝贵经验，可以帮助人们开阔眼界、廓清迷雾、找准新路；还有就是深圳作为“双区驱动”的先行示范区及其实践探索，其一举一动在全国都有标志性意义；这些都是国内其他地区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发展可资学习参考的鲜活材料。再就是本书所提出的极富学术创见和魄力的“深圳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把握的两个基本原则”“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有限全球化”“第二次入世”“发挥‘三层资本’优势”等观点，既具创新性，更有启发性，很值得认真阅读体会，学习借鉴。

　　通读本书，还有一个细节给我很大触动，也引发我的一些思考。就是本书开篇序言的第一段有这样一句话：“作为中国四大超一线城市中土地面积最小的城市，深圳土地面积只有北京的八分之一，只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万分之二，但近年来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却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这句话无疑是为了突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深圳所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以及突显“深圳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两地合作发展新模式

　　但是这句话中的相关数字引发我两点思考：一是正如本书多处所指出和强调的，深圳、香港两个城市联系的紧密性、合作的重要性、一体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全书从立意、布局到文字似乎并未将香港（的重要性）置于系统思考布局深圳现代化建设的应有高度；二是回归祖国前后，香港作为早发地区其经济总量竟然能够占到全国的近20%（现在则不到3%），而香港的土地面积则还不到深圳的一半，占全国土地面积更是万不及一。

　　由此也想说明两点，一是从全国范围看，今后的深圳仍然会发展，但是它在国家的经济比重及影响力是否也会存在逐渐下降的问题，以及如何长期保持其强劲发展势头和引领性地位；二是从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看，深圳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离不开香港，而从新时代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实践看，深圳仍然不能离开香港，那么需要考虑的是，深圳的现代化建设是否必然或者必须要纳入香港抑或与香港并联，达到统筹两市一体发展的状态或层级，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将香港作为发展元素或要素，而是作为一个城市的整体。

　　由此又给我带来一个美好的期许。不仅期待郑永年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提到的“深圳研究三部曲”的尽早面世，让广大读者们一饱眼福、先睹为快。更期待郑教授团队在本书的基础上，能够继续深化对深港一体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两个课题的研究，以期与该书并列成为新的“深圳研究三部曲”。这可能已是对作者的苛求，也是与本书关系不大的话题了。

　　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