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中，大学排名已成为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黄金标准”。香港各所大学在过去多年来的国际排名持续获得提升，成绩瞩目，体现了香港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值得肯定。与此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还在于，如何在发展自身独特角色与提升国际排名之间取得平衡。过于执著排名是否真能服务于香港社会的长远发展？当我们将目光从排名榜单转向人才培养的实际成效，从论文数量转向对社会进步的实质贡献，从国际声誉转向国家文化认同，便会发现香港高等教育正面临一场深刻的“文化安全”挑战——不能只用英美制定的标准衡量自己的价值、不能以短期指标取代长期使命，更不能用全球同质化消解本地独特性。

　　国际大学排名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权”，它将高等教育的多元价值压缩为几个可量化的指标，而这些指标背后反映的是英美高等教育消费模式的价值观，具有一定局限性。以广为引用的QS和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为例，其评价标准严重偏向论文发表数量，国际教师比例和英语学术产出等表面指标。例如“2026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大学排名跃升至全球第11位，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五校共有38个学科进入世界百强，这些成就反映的是整体实力的提升，值得充分肯定，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排名非绝对，高等教育的核心在于人才培养和科研实力。

　　例如日本京都大学在国际排名中并不突出，却培养了19位诺贝尔奖得主。同样，内地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虽未在主流排名中名列前茅，但其在航天科技领域的突破性贡献举世瞩目。这些大学之所以能产生实质性影响，是因为它们专注于长期知识积累与实际问题解决，而非短期排名指标。反观一些大学在追逐排名过程中，形成了“论文工厂”模式——教师被鼓励发表大量符合国际期刊口味却与本地需求无关的研究，扭曲了研究的本身价值。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前排名体系存在严重的文化偏见。英美期刊被赋予更多权威，这种知识生产的等级制度也是一种“文化霸权”。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和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等欧洲名校不追逐排名，却无损其学术声誉与社会贡献。如果对排名体系的过度依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反映尚未建立起符合自身社会特点的高等教育评价标准。当一所大学的成功与否完全由过分依赖外部标准判定时，它随时会丧失文化自主性，这正是香港面临的“文化安全”危机的核心所在。

　　香港高等教育在过去二十年取得了显著的国际排名进步，但这种进步付出了代价——一些大学越来越像西方跨国教育服务企业分支机构，而非培育本地人才的文化机构。而且出现了一个令人忧心的现象：教学被边缘化，研究被功利化，人才被低质化。

　　大学排名本质是“话语权”

　　教学与研究的失衡已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教育政策关于“教育者”（教师）角色的关注度明显低于“受教育者”（学生），这反映出政策层面本身就存在重“结果”轻“过程”的倾向。在实际操作中，大学教师晋升和评聘主要依据论文发表数量和高影响因子期刊文章，而非教学成效或社会贡献。这种激励机制导致教授们将精力集中于能够快速产出的“可发表研究”，而非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性、本地性问题。部分大学虽然标榜教育为本的理念，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难以摆脱排名导向的学术生产模式。

　　文化认同的危机是香港高等教育最根本的困境。大量外籍教师的引入固然提升了“国际化”指标，但其中许多人对香港和国家缺乏深刻理解与情感联系。他们带来的知识体系可能与本地文化脉络脱节，其研究议程也往往服务于全球学术市场而非本地社会需求。这种文化主体性的缺失，恐会令香港高等教育变成全球知识生产链中的“代工厂”，而非具有自主意识的文化创新者。

　　“文化安全”概念在高等教育领域鲜少被讨论，却是理解香港当前困境的关键视角。“文化安全”不仅关乎传统保护，更涉及知识主权，价值传承和创新自主权等核心议题。当一所大学的研究议程由国际期刊编辑决定，当它的成功标准由英美机构制定，当它的师资队伍缺乏文化根植性，这所大学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文化自主权——而一个失去教育自主权的社会，其未来发展必将受制于人。

　　香港的“文化安全”危机表现在多个层面。在知识生产方面，香港的大学过度依赖国际发表体系，导致研究主题与本地需求脱节。一个典型例子是：香港作为高密度城市面临独特的住房、交通、环境挑战，理应产生相应的本地知识体系，但我们的学术产出却集中在更容易发表的理论议题上。在价值传承方面，香港部分大学虽然开设“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但在整体课程设置中，西方理论仍占主导地位，学生对国家历史和文化缺乏深入理解。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精通国际规则的专业人士，却少有能够扎根香港、服务国家的思想者和实践者。

　　“文化安全”与科技创新之间存在深刻联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地面空间站”的成功证明，当研究扎根国家战略需求时，不仅能产生实际价值，还能形成独特的知识体系。该校工大卫星公司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其成功经验在于“坚定不移选择小卫星研制这一赛道”，将学校近30年的理论积澱转化为国家所需的航天技术。反观香港，我们的科研投资分散在各个“热门”领域，缺乏与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度对接，难以形成突破性创新。

　　香港高等教育要实现文化安全，必须建立坚定的定位自信——清楚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为谁服务”、“我们的独特价值何在”。

　　“文化安全”不是封闭保守，而是在开放中保持主体性。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其高等教育当然需要全球视野，但这种全球性应当建立在坚实的本地根基之上。当前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大学系统需要强调这种根基意识，不能简单地将“国际化”等同于“西方化”，将“卓越”狭隘理解为“符合英美标准”。要改变这一状况，需要重新思考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角色——我们不仅是东西方交汇点，更应成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文化转译者”和“知识创新者”。

　　改变香港高等教育的现状需要系统性改革，这种改革不是对国际排名的全盘否定，而是重新平衡各种大学功能，重构评价体系，重塑高等教育与本地社会的连结。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多元评价体系的建立是改革基础。有关部门应改变“一刀切”的排名导向政策，允许不同类型大学有不同发展重点。这种分类评价需要开发新的指标体系，包括毕业生长期发展追踪，社会影响力评估、本地问题解决贡献度等质性指标。

　　发展出独特的“香港模式”

　　招生与培养模式的革新至关重要。当前以考试成绩为核心的中央派位收生制度，筛选出的是应试高手而非潜在人才。特区政府应下放权力让大学有更大的自主权。大学应引入更多元化的选拔方式，如项目实践评估、面试等，以发现具有特殊才能和创新潜质的学生。在培养过程中，应减少标准化课程比重，增加项目式学习，社会实践和跨学科研讨。

　　课程体系的重构需要对接香港未来发展需求。金融、法律等传统优势学科固然重要，但大学必须前瞻性地布局新兴领域课程，如人工智能伦理、智慧城市设计、文化艺术科技应用等。特别需要加强科技与人文的交叉融合，培养既懂技术又理解社会复杂性的新型人才。课程内容应增加本地案例和中国元素，使学生具备扎根香港、贡献国家的能力与意识。

　　师资建设的本地关怀是“文化安全”的关键。在继续吸引国际人才的同时，大学应建立机制鼓励教师研究本地议题，将本地影响力纳入晋升标准。重要的是培养本地学术领袖——那些既具备国际视野又深谙香港脉络的学者，他们将成为连接全球知识与本地需求的桥梁。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发挥大学社会功能的核心。香港的大学可以借鉴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经验，与企业建立更紧密的创新生态系统，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特别需要加强大学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的互动，使香港的人才和科研优势真正服务于区域发展。

　　文化主体性的培育是深层改革。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场所，更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阵地。应在课程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和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同时，大学应支持关于香港本地文化的研究和创作，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独特的文化身份。

　　施政报告中提出“发展香港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这一目标不应简单理解为排名提升，而应是以香港为主体、服务国家战略的教育创新枢纽，香港的大学固然需要国际认可，但更需要的是对这片土地的深刻理解与真诚承诺。当香港的高等教育能够培养出既具全球竞争力又有本地根基的人才，当香港的研究既能登顶国际期刊又能解决实际问题，当大学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思想引擎而不仅是排名榜单上的名字——那时我们才能说，香港拥有了真正安全、健康、有生命力的教育文化。

　　香港高等教育的未来不在于成为“东方的牛津剑桥”，而在于发展出独特的“香港模式”——一个既能吸收国际精华又能扎根中国土壤，既服务本地需求又贡献全球知识的创新体系。排名只是路标，而非目的地；论文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大学的核心使命始终是培养人才和推动社会进步。当香港的高等教育重拾这一根本使命，为“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人才和文化基础。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