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香港书展快将开锣，近日却有所谓的“独立书店”发布“行业生态调查”，声称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出版自由和创作自由受到严重削弱，并以书展拒绝个别书店的参展为例，试图“证明”业界遭受所谓“空前打压”。其实，这样的“假数据、扮可怜、软对抗”套路，市民再熟悉不过了。然而，这些“书店”根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当中有的早有违规“前科”，有的更是挂羊头卖狗肉，如果意图继续误导公众、煽动对抗，必然会遭到坚决惩治。

　　早前有报道指出，今年书展有数间独立出版社被拒绝参展，至本周日，便有“独立书店”公布一项所谓的“行业生态调查”，称现时独立出版商面对缺乏发行渠道、尖锐题材难以进入校园或申请资助等问题，又引述有人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削弱了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云云。光听其一面之词，好像香港出版业界受到“空前打压”一般，但事实又是否果真如此？

　　违规在先博同情扮可怜

　　第一个问题是被拒参展，这些“独立书店”或“独立出版社”被拒绝的原因是否“莫须有”罪名？翻查资料，这些“独立书店”和“独立出版社”其实去年都有获准参展，但问题是，当时其出售的部分书籍因内容问题而遭人投诉，因此被主办单位要求下架，但有“独立书店”在摊位的柱子贴上被禁书籍名称；又有“独立出版社”只将部分书下架，其余则坚持在摊位上出售。

　　一个基本的事实要搞清楚，香港书展虽然是亚洲最大型的书展之一，但从不代表参展商入场可以毫无门槛，正所谓：入得场，就要守规矩。这些书店和出版社之前不听劝喻坚持出售被投诉书籍，不是应承担后果吗？去年主办单位没有即时要求他们离场，已是宽宏大量。反而是相关的“独立书店”或“独立出版社”去年违规在先，现在被主办单位拒绝参展申请，却装成无辜受害者，又称独立出版社“被扔出门外”，令书展不再全面，这不是典型的“先射箭后画靶”吗？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打着“行业生态”旗号的调查，究竟有多少代表性？据其所说，问卷只访问了19间独立出版社，虽说香港的出版市场不大，但根据估算，香港现时至少有200间出版公司，涵盖实体书、电子书、杂志等多种出版类型，以及不同规模的出版社。19间出版社能代表整个行业吗？更何况这个问卷调查选取的对象，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指向性，其结果也就更容易塑造出现时香港出版业界遭受打压的印象。

　　事实是，本港的畅销书不一定都由大型出版社出版，包括本地作家的小说、游誌、饮食、动物图鉴等不同题材，也有来自小型出版社。某些人把涉嫌违法的内容当成是出版和创作自由，企图模糊法律红线，借此抹黑香港和香港国安法，不能不令人怀疑背后是别有用心。如今还要举行记者会，夸大其辞、歪曲事实，其目的已是呼之欲出了。

　　再退一步来说，近年来香港出版业界确实面对艰难的挑战，但这些挑战却并非来自国安法或政治环境，而是因为市场的转变。随着科技进步，现在电子书和网上阅读工具已经逐渐取代传统纸本书，消费者的阅读习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是全球的共通情况，过去十多年来，英、法等欧洲国家都有多间连锁书店先后破产或倒闭，当中甚至不乏有百年历史的图书界零售巨头；在亚洲，日韩每年亦有数以百计的实体书店结业。

　　意图抹黑香港的出版自由

　　香港出版界遭遇的问题不是孤例，尤其高昂的租金成本和市场竞争，也进一步加剧了香港书店的生存压力。在港岛、油尖旺等商业区的租金即便在疫情过后有所回落，仍然令许多小书店难以为继。但如果把经营困难归咎于政府坚定维护国家安全、怪罪于国安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对于打破业界现时的困局没有丝毫帮助。

　　不论某些人喜不喜欢，但时代的变迁要求出版社和书店必须调整策略，适应新时代读者以及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其实香港现时也有独立书店，利用文青cafe的形式吸引年轻群体和旅客，亦有许多本地出版社积极探索数位化转型，推出多款电子书并取得不俗反应。就在某些人不断找借口说什么“香港没有了出版自由和创作自由”，把生意难做的原因跟自己推得一干二净之际，仍有很多真正有心经营的业界人士在努力转型，不管那些人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刻意想借“软对抗”攻击抹黑香港，都对其他业界人士付出的努力不公平，更是在拖业界整体发展的后腿。

　　香港的出版自由和创作自由从来没有如部分人所宣称般“受到打压”，只要不涉及违法嫌疑，创作者和出版商仍能在法律框架内自由表达意见。不主动创新求变，自然会落得被时代淘汰的下场，若然还不断花心思暗搞“软对抗”，最后只会付出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