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站在新的发展关键节点。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就施政报告广泛听取各界意见，集思广益推动香港发展。本文提出几方面建议，希望既根植于香港实际，又放眼全球竞争格局；既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与治理挑战，又着眼长远的文化与产业升级，以期助力香港实现“破茧成蝶”的蜕变，在新时代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一、新界北发展：世博会蓝图与深港协同

　　香港土地发展长期陷入“投资地产主导”的单一思维，新界北开发亟需突破传统模式，以战略性视野重新定位。可研究将新界北多个片区规划为2035年世博会会场，不仅能为香港提供转型契机，更能与深圳协同打造世界级都会区。上海世博会的成功经验表明，这类国际盛事能带动基础设施升级、城市形象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产生长期的“世博效应”。新界北世博会应以“创新科技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与深圳河对岸的科技创新走廊形成呼应。深港协同是这一计划的关键——两地可联合申办、共同规划，在世博园区内展示大湾区在人工智能、绿色科技、智慧城市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下国际都会的独特魅力。世博战略能将新界北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吸引国际资本参与，打破香港发展的空间局限，实现“1＋1＞2”的协同效应。

　　二、地区治理：服务型政府的实践

　　研究试行新的地区行政模式，选择中西区、深水埗等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作为试点，由特区政府直接委任当区“区长”，建立类似内地的“条块结合”管理体系。这一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打破部门壁垒，提升治理效能，使政府回应民生关切更加精准高效。在深水埗这样的旧区，新行政体制可聚焦㓥房问题的系统解决。通过整合房屋、社会福利、医疗等多部门资源，制定整体改造方案：一方面加快公屋建设与旧楼重建，另一方面为㓥房住户提供过渡性住房与社会支持。试点区可考虑赋予更大自主权，包括预算调配、跨部门协调等权力，形成“小政府、大服务”的运作模式。发挥关爱队、社区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体系。这种实验不仅可改善市民生活质量，更能为香港整体行政体制改革积累经验，推动治理体系从“程序正确”向“结果导向”转变。

　　三、教育语言：人工智能时代的中文策略

　　研究启动全面检视教育语言政策，构建以中为本以英为辅的双语体系，这既是文化自觉的体现，也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学习革命的必然选择。目前香港大专院校几乎清一色以英语为教学语言，中小学虽提倡“两文三语”，但中文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导致学生中国语文能力不足。语言政策改革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在中小学阶段强化中文作为教学语言的地位，特别是在历史、文化等科目；二是开发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双语学习工具，利用自适应学习系统提升语言学习效率；三是重新界定英语的角色，从“教学语言”转向“文化工具”，重点培养实际应用能力而非考试英语。如何令中国语文以及文化国际化是香港教学改革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在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生态的背景下，香港的语言政策更应有前瞻性，既保持国际化的传统优势，又筑牢中华文化根基，培养真正有优势的新一代。

　　四、市区更新：社区复兴范式转变

　　改变豪宅式重建模式，以都市更新为定位；不是拆旧区，而是令旧区活化。当前市建局项目多以拆建为主，追求容积率最大化，结果往往是高档住宅与商场林立，原有社区特色消失殆尽，基层市民被迫迁离。新模式应遵循两项原则：一是“留改拆并举”，优先采用修缮改造方式，保留社区肌理；二是混合功能与多元户型，确保更新后的社区保持社会多样性；市区更新还需要政策创新支持：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简化老旧小区共同决策程序；设立“社区振兴基金”，资助小微更新项目；引入“转移开发权”机制，将部分地块的开发收益用于社区福利设施建设。这种以人为本的更新模式，既能改善居住环境，又能保全社区文化，避免“士绅化”带来的社会割裂，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五、西九发展：打造真正文旅旗舰

　　西九文化区自构想之初就被寄予厚望，成为香港的文化地标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重要载体。但如今每年高达十亿港元的亏损令人忧虑。破局之道在于将西九文化区解放出来，可研究改变管理模式，由政府直接主导。摒弃将住宅用地简单变卖的做法，转而引入“文旅产业融合”的创新发展模式。将西九重新规划为集文化体验、艺术展览、演艺表演与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文旅区。在运营机制上，可开放给内地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机构参与投资与管理，打造跨国文化合作平台。

　　六、海洋公园转型：产业生态重构

　　海洋公园作为香港重要的旅游资产，近年陷入经营困境，研究改革运营模式，通过国际招标引入专业运营商，转型为集娱乐、教育、保育于一体的综合度假区。当前海洋公园虽尝试改为“定点收费”模式并引入商户，但缺乏整体战略，难以突破客源单一、设施老化的困局。转型方案可包括：一是整体外包给国际知名运营商，借助其品牌、管理与营销网络提升竞争力；二是打造“酒店＋乐园＋演艺”的产业生态，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高消费水平；可参考新加坡圣淘沙模式，将海洋公园与周边区域整合规划，形成旅游集群效应。这一转型需要政策配套：修订相关法例，放宽土地使用限制；提供过渡性财政支持，分担前期改造成本；建立政府─企业合作机制，确保公益职能不因市场化而削弱。改革后的海洋公园应成为香港旅游业的旗舰项目，既创造经济价值，又履行社会使命，实现商业与公益的平衡发展。

　　七、小贩活化：社区经济与文化传承

　　香港街头小贩文化日渐式微，严格的发牌制度扼杀了街头活力。研究革新小贩管理政策，通过试点项目探索“有序放开”的新模式，既保留城市特色，又保障卫生与秩序。当前全港仅有数百个小贩牌照，且多为继承不得转让，导致这一传统行业濒临消失。改革路径分三步走：一是在深水埗、旺角等地区设立“特色市集试点”，适度增加牌照数量，允许区议会与关爱队参与管理；二是建立分级管理制度，对食品、手工艺品等不同类型小贩实施差异化监管；三是配套公共设施，提供统一的卫生、垃圾处理等服务。台北夜市、曼谷街头经济的成功表明，规范而非禁止才是小贩管理的正道。这项改革不仅能活化社区经济，创造就业机会，更能保存香港独特的街头文化，增强城市魅力。政府应转变思维，将小贩视为城市文化资产而非管理负担，通过“疏而非堵”的方式实现多方共赢。这种包容性治理模式，也是香港作为国际都会应有的气度与智慧。

　　八、数据战略：沉睡资产创新转化

　　香港拥有大量高质量的公共数据，但利用效率低下。应制定全面的数据政策，激活医管局、运输署等机构的沉睡数据，将其转化为社会创新与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当前各部门数据孤岛现象严重，共享机制缺失，隐私保护与数据利用的平衡尚未破题。数据战略应包括三大支柱：一是建立“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在保护隐私前提下，有序开放交通、医疗、文体等匿名化数据；二是制定数据确权与交易规则，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三是促进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如城市电脑售票网的观演数据、入境处的旅客流动数据，经分析后可极大提升文旅政策精准度。实施这一战略需要立法保障。制定《数据治理条例》，明确数据收集、使用、共享的规则；统筹数据政策实施；投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数据安全保护能力。

　　九、绿色治理：循环经济的系统构建

　　香港垃圾回收率长期低迷，堆填区面临饱和。研究构建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使垃圾分类回收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习惯。尽管政府推行“家居废物源头分类计划”已覆盖八成人口，但“分类收集、混合处置”现象仍普遍存在，回收系统亟待完善。绿色破局需要多管齐下：首先把环保署负责垃圾分类回收的部门和食环署负责收集垃圾的垃圾站等部门，优化整合，完善回收产业链，解决“有分类无出路”问题。这项改革关乎香港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政府、企业、市民共同参与。通过清晰的路线图、健全的基础设施和持续的公众教育，香港完全有可能将回收率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减轻堆填区压力，建设真正的绿色都市。

　　破茧成蝶的香港新篇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提出“主动‘破茧’破局”，正是香港当下最需要的精神。面对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勇于创新方能开创新局。笔者抛砖引玉，期望有关建议能有助推动香港突破发展瓶颈，在“一国两制”实践新阶段实现质的飞跃。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