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表明，不少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甚至可以视为国内政治的延伸。不论那个国家的统治者以任何方式产生，他们的外交政策都会优先照顾其国内的主要支持者、屈服于国内的一些强大势力或者严肃考虑国内的民意和舆论。以此之故，一些国家会因为国内因素而采取不理性、错误，甚至灾难性的外交政策。今天，美国纵容和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制造人道灾难与美国的犹太势力强横有莫大关系，而美国此举却使得美国在国际社会备受谴责和孤立，并令其“软实力”荡然无存。美国对华的不理智、损害其根本利益的遏制政策其实也与其国内政治有莫大关系。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对“中国为何失去美国”进行了一些讨论，相关比较重要的著作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曾任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Susan L. Shirk）的《过度扩张：中国如何破坏和平崛起》（2022）（Overreach：How China Derailed Its Peaceful Rise）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打破接触：中国如何赢得与失去美国》（2025）（Breaking the Engagement：How China Won and Lost America）。他们的基本看法是由于中国在过去十多年来的所作所为触犯了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导致美国朝野对中国失望、懊恼和愤怒，从而在美国国内产生了一股巨大的主张与中国减少或者终止接触、对话和交往的“反接触联盟”（Disengagement Coalition）、并以遏制和孤立中国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时至今天，那些过去曾经长期左右美国对华政策的“接触联盟”（Engagement Coalition）已经溃不成军，并成为了一股被边缘化了的微弱政治力量。本质上，这种论断是用外部因素来解释中美关系的恶化。因此，中国成了中美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而只有在中国改弦易辙、重归正道后中美关系才有改善的可能。

　　沈大伟认为，导致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不断希望塑造和改变中国，促使其走向现代化和自由化方向。如果中国依照美国的意向行事，则中美关系便会良好，不然的话，美国会感到失望和挫败，而两国之间便会出现矛盾和冲突。沈大伟批评中国在过去十多年锐意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等表现，造成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态度颇为负面。美国各界包括政客、学者、知识分子、政策研究者、非政府组织成员、人权分子、环保人士、新闻从业员、法律界人士、传教士、国家安全专家等都对中国怀有不同程度的敌意。

　　谢淑丽的看法亦大致相同。她认为中国不自量力地在经济上、科技上和军事上不断扩张，蓄意挑战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和利益，致使中美两国陷入新冷战的漩涡之中。她甚至认为中国的“威权”政治体制导致中国的和平崛起过程“脱轨”，让中国成为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也让中国“失去了美国”。

　　虽然沈大伟或谢淑丽等“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丕变来源于美国国内出现反华情绪和力量，但他们却将之归咎中国这个“外来”因素。虽然他们在若干程度批评美国在中美交恶上也有一定责任和失误，但他们始终认为主要责任在中国一方。过去，那些“中国问题专家”大体上都倡议和支持美国与中国交往与接触，但今天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已经与那些对华超级鹰派沆瀣一气，支持对华遏制，并强硬应对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威胁。

　　这些对中国的各种批评实际上根本没有道理，反映的是对中国的认知偏颇和错误，说到底，他们毕竟都是美国人，是美国利益的捍卫者。

　　对中国的认知偏颇和错误

　　首先，他们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以美国为主。其幻想中国在美国的教导、帮扶和压力下会走上西方发展道路，就算不是全盘接受西方的民主模式，最低限度也会走向所谓的“自由化”。他们忘记了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连续不断文明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和现实情况与西方又有着巨大差异。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那一套，即便勉强照搬也只会产生“橘化为枳”的不良效果，对中国不利，对世界也不一定有利。所以，无论是历史、文化和国情都必然会让中国采纳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并凭此最终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把中国是否走上西方发展道路和接受其价值观作为对华政策的准则和前提，根本就是无以复加的战略错误和狂妄的傲慢和自负。

　　第二，随着中国的高速和不断崛起，中国的利益也必然在地理上和数量上越来越多和复杂，而中国也就越来越有能力和底气捍卫其利益。中国早就明确宣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中国结束分裂、完成统一乃必然和正义之举，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美国不能触碰的红线，因此中国不能接受美国对中国“挑衅”或“侵略”台湾的指控，更不能容忍美国继续宣扬“台湾地位未定论”和威胁会协防台湾。事实上，美国早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又没有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指控绝不合理。

　　中国也老早宣布了对南海的主权。不过，过去中国缺乏真正在南海行使主权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力量，所以才让其他国家在南海非法开采资源和在军事上挑衅。今天，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其实是在维护中国的主权和权益，并非是中国在南海“非法”扩张。此外，中国的崛起和发展让中国的利益遍布全球，无远弗届，中国确实需要建设庞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护中国在全球各地的利益和人员安全。中国也必然会通过外交、经济与文化手段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凡此种种，都是一个崛起中的国家的自然之举。即使这会让中美在利益方面的摩擦增加，彼此也应该是通过务实手段来处理。

　　第三，在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参与了美国构建和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受惠。与此同时，美国企业也在中国获利丰厚，其对华技术转让也是为了换取更大的市场。对于中国窃取美国高科技的指控也是夸大其词。不过，中国与众多全球南方的国家也清楚明白，这个国际秩序从来都是主要为西方利益服务的，对其他国家并不公平、平等和合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其近著作《到自由之路》（2024）（The Road to Freedom）中清晰指出无论在贸易、投资、农业补贴、债务处理、纷争解决等事务上，现有的国际秩序对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极端不公平，严重危害其利益和削弱其发展潜力。中国没有否认对当前的国际秩序的一些不足之处有不满，也注意到美西方国家自己也在经常违反和破坏其所设立的游戏规则。中国提出要改善全球治理，并提出自己的主张，目的不是要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要让它更公平和合理、更能够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和福祉。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参与组成金砖国家等，就是要对何谓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发挥示范作用，并期望在日后重塑国际秩序中担当领导角色。

　　第四，作为历史悠久和拥有灿烂文明的大国，中国拥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包括对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一套鲜明和独特的看法。近一两百年来，中国饱受西方帝国主义的欺凌，因此如何让中国达至富强、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乃所有中华儿女的夙愿和奋斗目标，从而中国的价值观也因而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相契合和相呼应。与西方突出个人权益和价值观相比，中国人更注重集体安全、团结、发展、利益、政府权威和集中领导。今天，在中国，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以生存与发展为主轴的人权观、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构想都体现了中国的独特价值观。

　　西方制度和种族优越的崩塌

　　跟美西方不同，中国没有意图要出口其价值观，更不会为了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实行中国的价值观而大动干戈或者推翻他国政权。中国倡议价值观多元化的观点，反对美西方把不同国家的价值观按照西方价值观进行等级排列，并不断诋毁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因此，因为中国没有奉行西方价值观而抨击和遏制中国毫无道理，只能说那是美西方的霸道和自私。

　　最后，不少中国被美西方攻击的行为其实是中国对美西方遏制中国的回应和反制。中美两国自1972年开始逐步走向关系正常化后，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越来越密切。美国预期中国在经济方面会不断取得进展，而中国也会走向西方式“自由化”和“民主化”。不过，直到最近，美国人不相信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会构成对美国任何实质威胁，也不认为中国能够高速崛起，因此美国可以“放心”专注于欧洲和中东事务，特别是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用兵。到了大概2010年代，美国人才“猛然”警觉中国的崛起已经到了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利益的威胁。从总统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或“亚洲再平衡”政策开始，美国便加紧对中国进行军事、经济和科技遏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后便明确把中国定义为必须遏制的“战略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自此之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越来越全面、激进和无底线。为了应对美国的遏制，中国不得不推行“一带一路”的“西进”战略、强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加快军事力量的建设、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和推行以内需、创新、产业升级和科技自主为主轴的发展战略。然而，这些为了保卫中国安全、发展和利益的举措，在美国眼中却变成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行径，和美国必须联合其盟友和其他国家进一步遏制和孤立中国的“依据”。因此，单方面指控中国处心积虑要与美国争霸毫无理由。

　　其实，造成美国敌视中国的主要因素，并非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对华超级鹰派所言的来自中国的不当行为所引发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反感和敌意，反而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在美国国内所引发的深层次问题、忧虑和反应。这些美国国内因素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而这些深层次因素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会不断毒化和危害中美关系。

　　首先，中国的崛起摧毁了美国人的一些核心认知。美国人一直以来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得到上帝的特殊眷顾、指引人类前行的“灯塔”、“山上的教堂”（chapel on the hill），因此理应成为全球霸主和统领世界。中国的崛起和对美国构成挑战冲击了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他们会这样想：那些主张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中国人在没有上帝庇佑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取得与美国比肩甚至超越美国的成就？对不少美国人来说，中国的成功动摇了他们是上帝“选民”的信仰。

　　第二，美国人相信美国的制度和体制无比优越，特别是它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系。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彰显了其体制和制度的优势。中国依靠跟美国截然不同的制度和体制崛起，证明了美国的制度和体制不但不代表所谓“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或者“普世价值”，而且也不一定是最佳的制度和体制，起码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这便让美国人对其制度和体制的信心动摇。

　　第三，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度，它必须仰赖一套各民族共同接受的信仰来维系国家的团结和稳定。随着少数族裔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美国出现了文化多元化（Multiculturalism）和种族摩擦不断的情况。原来一套来自西欧的价值观已经难以成为美国信仰的核心。中国的崛起更加剧了美国社会团结性下降的趋势。越来越多美国人不相信美国原来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是世界各国唯一取胜之道。

　　第四，以白种人为主体的美国难以接受一个由黄种人组成的中国的崛起的事实。不少美国人认为白种人是人类最优秀的人种，理应成为世界的霸主。中国的崛起严重冲击美国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以此之故，无论在美国或者在欧洲国家，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必须要遏制，否则白种人在全球的优势难以保存。诚然，美国人甚少公开宣示这个种族观点，因为这在政治上不正确，但偶尔也会有美国人不避讳而表明其种族歧视立场。在这种种族观念的影响下，美国难以改变其不惜一切代价遏制中国的战略。

　　政客转移视线树假想敌人

　　第五，近二十多年来，美国国内乱象丛生、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愈趋严重、美国的相对国力持续下滑、管治失效、党争不断、制造业不振、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差距惊人、民族和种族矛盾恶化、基础设施老旧与损坏、不少人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美国国内的种种不满和怨气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美国人对美国的制度、执政者和前景悲观。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美国人对中国的崛起产生焦虑、反感和愤怒，并且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少美国内部问题和危机的来源。这种氛围成为了美国国内反华情绪暴升的温床。

　　最后，对于美国衰落和美国内部的严重问题，美国的政治精英根本无能为力。他们一方面相互推诿责任，造成了共和、民主两党的殊死博弈，但另方面他们则蓄意把中国描绘为美国问题的“罪魁祸首”，不断在美国社会挑动反华意识和情绪，目的是要转移视线，“团结”国民，减少老百姓对他们的责难和怨怼。为了维护美国政治精英的狭隘和险恶利益，抹黑和遏制中国便是很“自然”的行为。

　　总而言之，美国衰落、中国崛起和美国内部问题严重才是美国需要实行遏制中国战略的最重要原因。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对华超级鹰派却绝口不提。由于这些原因不但不会在可预见将来缓和，反而会更为尖锐，未来的中美关系难言乐观。不过，由于长远而言中国走向富强的趋势不会改变，美国到了某一个节点会不得不接受自己不但要面对一个能够与其分庭抗礼、甚至超越自己的中国这个“残酷”事实，届时美国才有可能会改弦易辙，放下高傲姿态，从务实角度寻求与中国和平共处，并彻底放弃遏制中国崛起的痴心妄想。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