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围绕“高层政府官员责任制”的讨论引发各界关注。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责任制目的在于强化政府部门主管和高级公务员的领导作用，针对重复及严重性问题，并研设惩处机制；这一举措直指公务员体系长期存在的核心问题。面对财政赤字和外部经济压力，无疑是改革的恰当时机——回顾历史，香港所面对的每一次危机往往都是转型的催化剂，让社会更容易接受必要的变革，也能在维持团队向心力的前提下进行。

　　不可否认，公务员体系的稳定是香港一直以来治理的基石。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2025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显示，特区政府效率排名全球第二，反映了公务员团队本身的素质优秀、执行力高。然而，效率高并不代表不需要改革，因为改革永远是进行中的过程，没有任何改革可以一劳永逸。另外，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善于效率、处事滴水不漏的公务员文化未必能够勇于突破框架、以创新思维应对；上述问题若不解决，无疑将阻碍数字化转型和全球经济竞争的时代需求。有见及此，改革应从思维转变入手，逐步影响并优化结构与文化，让公务员及市民都能从中获益。

　　从改变文化入手 鼓励试错

　　公务员体系的挑战，首先体现在文化之上。由于奖惩制度偏向奖励“不犯错”的公务员，长此以来令“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思维出现，容易导致创新乏力，缺乏危机意识。无论引起多大的社会风波，只要跟足流程处理，就一定不会担责；反之若公务员跳出制度框框以创新方式处理，则处理好未必有人嘉奖、出事却必定担责。文化是制度的体现；当制度如此，无可避免削弱了担当精神。

　　根据公务员事务局数据，过去两年分别有40及51人被革退或勒令退休，以17万公务员计算即大概为0.02%，反映公务员体制虽大（占人口比例约为2.3%），但问责力度却不足、影响效能。

　　改变应从绩效文化入手。早于2001年，政府成立公务员薪酬政策及制度检讨专责小组，次年发布第一阶段研究报告，其中已经明确将检讨薪酬机制、把薪效挂钩和弹性薪幅的元素引入公务员体制内，但因为种种原因不了了之。另一方面，应鼓励“试错”文化：笔者认识不少中层公务员，都非常有心积极创新，推动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然而，如果遇到不支持的上级、或是某一次不跟章程而出错担责，这种做法就会很快消亡殆尽。长远而言，必须在体制内建立积极的“试错”文化，鼓励创新之余也提升整体士气。

　　吸纳外部人才 提升政策前瞻性

　　文化问题的延伸，自然体现在结构设计与人才选拔之上。问责制的设定之下，每届政府需重新组建管治团队，磨合需时。另外，香港的公务员对外部人才吸引力有限，顶尖专业人士多倾向商界发展。同时，体制中吸纳外部专业人才的机制并不完善——现在主要是部分政策局的“专员”（同副秘书长级别、如“一带一路”专员、体育专员等）时有引入外部人才，以往更有例子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除此以外，基本上只有从七级架构中底层的政务主任做起一途；这在私人企业可谓不可想像。

　　要注入新思维，政府应建立机制，积极从商界及其他领域吸纳资深人士进入高层岗位，弥补通才主导模式下的专才缺失，也提升政策的前瞻性与执行力。借镜新加坡，其公务员人数占总体人口比例少于香港，但透过积极外部招聘，注入商业视野，助力经济转型；香港若效仿，可避免人才流失，强化治理效能。

　　强化国际视野 提升跨部门协作

　　上述问题最终反映在执行与能力的层面。国际视野与沟通互动同样是需要进一步提升的领域。由于政务官通常是通才，部分需要国际网络及视野的职位（如经贸办等等）反而找不到合适人选，导致香港在应对国际环境变化时未能灵活回应、与周边国家关系也不够长期牢固。另外，跨部门协作亦是痛点，导致政策执行碎片化。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将阻碍体系适应时代变化。

　　要解决上述问题，应鼓励授权不同层级公务员更多自主权力，方能激发潜能，让公务员感受到职业满足感；同时，设立长期策略KPI，让高层负责远景规划，借此提升前瞻性、打破部门壁垒、促进跨部门协作。针对国际视野不足的问题，则应考虑专门训练此类人才，例如设立针对周边国家关系的培训计划，或透过官商借调计划增进不同社会界别之间的了解，帮助公务员更好地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强化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定位。

　　解放思维 提升管治效能

　　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7月1日的重要讲话中向特区政府提出“四点希望”，其中就包括了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毫无疑问，公务员团队的表现和效率是提升特区政府治理水平的关键。同年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已明确提到提升“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以上种种均证明管治上的改革适逢其时。

　　改革核心在于解放思维，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让公务员具备大胆创新与长远视野；同时需要渐进式推进，让广大公务员均认同其必要性并能从中获益，方能建立方向感和市民信任。这不仅提升香港竞争力，还能增强市民幸福感，让公务员体系持续成为高效、创新的治理支柱；助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开创更美好的明天。

　　全国青联委员、公共政策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