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权自由概念，去掩饰违法本质，这是反华势力干涉香港的惯用伎俩，没想到，公众在法庭上又一次见到。昨日，黎智英案进入结案陈词的第三天，代表黎智英一方的律师称，“支持言论自由人权不是错，不爱国也不是犯罪”，质疑控方“似乎贬低了这些概念”。这样的抗辩理由，依然是意图将“人权自由”与“违法犯罪”作混淆式对立。然而，国安法都实施了五年之久，早已有大量案例可供参考，这类“人权牌”显然糊弄不了法官和公众。

　　过去两日的庭审中，控方罗列了全方面证据，以及严谨严密的法理依据。昨日上午的陈词中，控方进一步指出，黎智英的供词不可靠，例如一方面承认《苹果》是反共及“反对派”报纸、持“黄色阵营”观点，一方面将《苹果》描绘成“香港核心价值的中立捍卫者”，可见其说法完全误导，《苹果》立场与港人核心价值毫无关系，而黎利用《苹果》寻求外国势力惩罚中国，显然是背叛国家利益和安全。这样的陈词，证据、法理清晰无比，令人信服。

　　到昨日下午辩方首次陈词，则十分狡狯地用了“两大招”。

　　偷换概念 模糊关键事实

　　第一招是“偷换概念”。例如，辩方指出控方似乎忽略基本原则，或者贬低人权，视这些原则如同外来概念（alien concept），或者暗示如有人认为自己国家不好就是错误。显而易见，这是意图将人权概念上升到凌驾法律的层次，甚至有意无意树立控方“不尊重人权”的形象。这样的手法，和过去反华势力不断以人权自由理由攻击香港，可谓如出一辙。但可惜的是，如果是第一次用，或许还有点效用，但过去几年来，不论是黎崇恩还是黎的所谓“国际法律团队”，早已用了无数次，反而抵销了其“可信度”，根本不可能愚弄得了公众。

　　正因如此，法官杜丽冰打断了辩方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控方是指当有行为违反国家利益时，便属犯罪，不爱政府并非犯罪，但如果有人采取“邪恶手段（nefarious means）”则属错误，认为控方没有贬低上述基本原则。另一方法官李运腾亦指出，审讯重点在于法庭须判断黎是否协议的一分子，要求外国对中央和特区政府采取制裁、封锁及敌对行动，而控方认为黎不喜欢政府政策，可解释他作出相关行为的原因。两位法官公允地指出当中被混淆的概念和案情焦点，维护了法理原则。

　　数字游戏 掩盖不了本质

　　第二招是“数字游戏”。例如，辩方声称，控方指黎智英利用《苹果》发布161则煽动刊物，其中31则涉勾结，辩方指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控罪时段横跨800多天，串谋勾结罪则横跨300多天，即平均每5日发布少于一篇被指煽动文章、每11日刊登不足一篇被指勾结的文章。这样的抗辩理由，给人“以全概篇”的印象，也就是强调“平均数量不多”，以等同“不构成违法”；或者以其中个别篇数，去掩盖辩方的真正意图。

　　显而易见，这同样过不了法官这一关。法官杜丽冰当即就指出，“我们不是玩数字游戏”，列举数字没有意思，法庭毋须裁定全部文章犯法。法官李运腾亦指，除刊物以外，案中涉及大量相关WhatsApp信息。也就是说明，相关理由并不能获法官信服。

　　三日来的庭审，可以说“事实越辩越明”，到底被告有没有违法，证据与法理，已经十分清晰，再次体现了香港司法的公正、公开、透明的高度法治精神。辩方有足够的机会和空间去陈述有利于其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无法达到目的。但从庭上的陈词过程来看，香港的法治无疑得到进一步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