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案继续审讯，辩方昨日完成口头结案陈词，唯其连日来的表现，接连引起法庭质疑。不论是辩方多次被批评陈词准备不足，还是陈词的内容自相矛盾，甚至要求法庭“差别对待”黎智英与从犯证人的证供等等，非但没有起到有效抗辩的目的，倒是在某程度上发挥了反效果。

　　从过去数日辩方的陈词中，可以看出几个大问题，始终无法释除法庭和公众的疑惑。

　　第一是自招矛盾。昨日法庭询问辩方，黎智英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是否已知道国安法包含“勾结外国势力”罪？从呈堂证据显示，《苹果日报》前社长张剑虹当年曾传送“《国安法（草案）》对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和刑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的新闻网页连结给黎智英，而黎智英自己也承认已预先从不同媒体知道国安法将通过，并知悉国安法将涵盖“勾结外国势力”罪。

　　辩方则回应，即使黎智英事先知道会实施国安法，也不会知道条文的详细内容，因此即使知悉国安法将涵盖“勾结外国势力”罪，也不会知道“勾结外国势力”罪会包括请求外国制裁、封锁或进行其他敌对行动，因此欲证黎智英事先并不知道请求制裁等行为会构成违法。

　　黎证供没理由受“差别对待”

　　黎智英案开审超过150日，有大量证据证供显示与辩方所说相反的事实。例如控方呈交的证据，有一段黎访谈节目与以色列前副总理对谈的片段，片段中黎智英明确提到，知道自己的行为属勾结外国势力，在香港是大罪，但仍会冒险进行相关行动。

　　不难看出，辩方所说黎智英在事前不知道何谓“勾结外国势力”或哪些行为属违法，在客观事实面前根本站不住脚。辩方尽管想为黎智英打“不知者不罪”的牌，但现在却有证据显示，黎智英本人似乎很清楚自己所作所为代表的涵义，辩方没有正面回应这个疑问，反而抬出一个破绽更大的说法，也令其陈词的可靠性降低。

　　第二是差别对待。辩方昨日表示，法庭应分别评估黎智英与陈梓华证供的可靠性。辩方形容陈梓华是一个“连环骗子”和“暴力狂”，举例称陈梓华与黎智英会面时，自称不是“勇武派”，不会使用暴力，但从犯证人李宇轩则表示陈梓华有组织“勇武小队”，两人曾讨论要成立流亡政府，更提出“搞军队”的话会由陈梓华负责。辩方因此认为，陈梓华一边自称“非勇武”，一边又提出要以武力推翻政府，可见其谎话连篇，亦显示其性格缺陷，所以得出结论认为法庭应本着“正义和同理心”，优先考虑黎智英证供的可信性。

　　但此言随即受到法庭的强烈质疑，指出法庭有何理由要特别看待黎智英的证供？又有何理由要“差别对待”不同的证人？分析各人口供中有没有可疑之处，本就是控辩双方和法庭的工作，一个人的口供有可疑之处，并不代表另一人的口供就全然属实。事实上，之前控方在陈词时，也指出过黎智英有说假口供之嫌。例如自称不关心“初选”，却在对话信息中积极参与及关注“初选”程序；又例如以女儿产女为由，向法庭申请更改保释条件以离港赴美，实质是想与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等美国官员会面等等。

　　辩方多次出现低级错误

　　第三是准备不足。辩方早前多次被指书面陈词部分内容没有相关证据支持，被法庭要求补交资料。昨日辩方终于提交7页相关书面陈词资料，要求法庭考虑接纳“人所共知的事实”为案中事实，并解释相关“司法认知”的书面陈词其实不太重要，因为这些内容可以“不言自明”。唯法庭再度提出不满，认为辩方应更早备妥相关资料，更强调法官并非AI，需时阅读新的陈词内容，并考虑内容是否与案件相关且可呈堂。

　　难以想像，辩方律师竟会觉得案中有关法律观点的内容不重要。黎智英案涉及大量证据、证供和复杂的人物关系，控方的书面陈词便需要长达860页才能完整论述相关的证据链和论点。就算辩方觉得有些问题不必多作解释，但为了确实保障其当事人的利益和回应对手的观点，难道不应以防万一先做好万全对策吗？

　　事实上，辩方补交所谓“不言自明”的书面陈词，最后也长达7页之多。很明显，这不是什么不必提供证据支持的内容。但这下子从法庭到社会都可以看出控辩双方准备工作之差别，也难免有人会产生疑惑，何以辩方明明有庞大的法律团队，也会犯下这些低级错误？究竟是辩方根本对本案“不上心”？还是有人根本不在意法律观点，只是想借故再拖延审讯时间？

　　代表黎智英的辩方律师昨日完成口头陈词后，代表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苹果日报互联网有限公司的律师告知法庭，其书面陈词把涉案“161”篇文章打错成“131”篇，希望能作出更正。这些接二连三的低级错误，恐怕最汗颜的还是案中多名被告。辩方如此的表现，是否在说明本案证据确凿，控罪根本难以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