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的香港抗战，巍然耸立众多的英雄群像。他们的事迹彪炳青史，垂範后人。

　　香港抗战的首位英雄，是战死在广东抗日前线的香港学生赈济会回国服务团第三团副团长、中共党员关晃明。他在1919年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南海九江。青少年时入读香港皇仁书院，1938年夏天加入中共。1939年1月13日，他和学赈会回国服务团第三团成员一起，经澳门坐车到中山，旋往江门、肇庆、广宁等地。其后转赴北江，4月初抵达曲江（韶关），参加第四战区政工队集训。同年五六月间，学赈会回国服务团第三团的成员分配到广东各地抗日前线，参加当地驻军的政工工作。关晃明奉命到驻守中山县的广东国军第一游击区司令部政训室政治队工作。7月24日，数百名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在中山横门登陆。同月31日，被抗日武装击退。

　　负起大时代赋予的任务

　　9月7日，日伪军队再次在横门登陆，占领大王头，不断向小河之外的张家边村发起进攻，关晃明和战友们在村内顽强据守7昼夜。9月14日下午，日军乘坐十几艘橡皮艇，从侧翼在沙爱乡登陆，正面从大王头杀来，十多架日机也凌空投弹扫射。当时，关晃明正患疟疾，得知司令部失去与左右翼阵地联系之后，他决定自己去传令。“晃明紧贴小沟爬行，终于到达火线上枪林弹雨中的星君庙”，“和传令兵传了攻守的战略”，“又悄悄地跑到另外几个部队传令去了”。当日“大战从下午二时起，一直到太阳西斜”。“在血与火与烟的浓雾里，关晃明悲壮地中弹殉国”，年仅20岁。

　　9月20日下午，中山守军将来犯日军的大部分兵力击退到海上，横门保卫战胜利结束。9月28日，《大公报》香港版登载“香港学生赈济会追悼关晃明同志殉国特刊”。学赈会同仁誓言：“在纪念关烈士的时候，我们工作更应与时俱进，我们要切切实实地负起大时代赋予的任务！”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进攻香港。次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声明“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英美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呼吁“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因此，奋勇抵御日军入侵香港的驻港英军和加拿大援军的英雄们，同样值得后人敬重。

　　日军进攻香港前夕的同年11月16日星期天上午，罗逊准将（Brigadier John Kelburne Lawson）率领加拿大援军两个正规营和一个旅司令部及附属单位共近2000人，乘坐远洋轮船，从温哥华抵达香港。罗逊临危受命，出任西部旅旅长，设旅司令部于黄泥涌峡，该地迅即成为香港开战以来最为激烈的血战之地。

　　12月19日上午10时许，被迫将西部旅司令部转移到聂高信山山麓的罗逊，用电话向驻港英军司令莫德庇报告：“旅司令部已被包围，敌人就在咫尺间开火，本人将外出应战！”随后，他手拿两支左轮手枪，带领司令部所有人员冲出掩体，和日军决一死战。同月23日，日军在攻占不久的聂高信山西部旅司令部掩体外侧阵地上，发现战死的罗逊遗体。

　　香港沦陷后，不屈的香港人和在港外籍人士仍然坚持有组织的地下抵抗活动。美国驻华空军“飞虎队”作为强悍的域外打击力量，根据国共两党在港组织和英军服务团（BAAG）分别提供的情报，不断轰炸日军在港的海、空军设施，挫败日军将香港变为太平洋战争主要后勤基地的图谋。在此过程中，涌现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1944年2月11日，美国空军驻华“飞虎队”的32架飞机从广西桂林起飞，轰炸香港启德机场。飞行员克尔中尉（Lt. Donald W. Kerr）驾驶的护航战机不幸被日机击落。他跳伞降落在新界沙田观音山，港九独立大队的14岁“小鬼”李石带他隐藏在山洞里，避过日军搜捕。李石随后和其他游击队员一起，护送克尔辗转去到广东惠阳葵涌土洋村（今属深圳大鹏新区）的东江纵队司令部。经国军与英军服务团接力护送，克尔安全返回桂林。远东美军因而派遣专门情报组来到广东，与东江纵队密切合作，收集日军情报。（编者注：克尔中尉之子戴维．克尔上月为感谢当年冒险救助父亲的东江纵队而来港，不但跟当年有份帮助父亲的东江纵队“小鬼队”队员叙旧，更与李石之子李瑞零一同回到当年克尔中尉藏身的炭窰，追忆两位父辈在战火中缔结的深厚情谊。）

　　舍生取义奋起对抗强敌

　　香港日军未能捕获跳伞着陆的美军飞行员，恼羞成怒，便集中兵力，对活动在香港西贡地区的港九独立大队进行大扫荡，同时加强对港九地区的严密监控。同年3月17日上午，港九独立大队市区中队队长兼指导员方兰（原名孔秀芳）的母亲冯芝携带秘密情报，经过港岛亚公岩哨所，被投降日军的印度籍宪查发现，关押在筲箕湾派出所。冯芝携带的情报涉及专门为日本海军修船、造船的“日立造船厂”铜锣湾分厂（即原“敬记”船厂）的图纸资料，在该船厂担任描图员的17岁女游击队员张淑贤随后也遭逮捕。

　　年仅23岁的方兰不忍市区中队蒙受更大的牺牲，放弃战友冒险营救冯芝、张淑贤的建议，转而致力部署“四月大行动”，以便迫使仍在西贡等地扫荡的香港日军主力回防市区。市区中队除了在市区撒传单、贴标语的抗日“纸弹行动”之外，还筹划炸毁距离日军九龙宪兵队队部约100米的旺角窝打老道的九广铁路四号铁桥。经过多番尝试，方兰和游击队员梁福等人终于利用英军遗弃的弹药，在4月21日深夜12时成功炸毁四号铁桥。

　　游击队在九龙市区的抗日活动，引起日军的疯狂反扑。为了从冯芝和张淑贤口中挖出更多秘密，香港日军宪兵队本部在接审冯、张两人案件后，将她们押解到赤柱监狱。6月初，两人又被转押到铜锣湾的日本海军刑务部（即军事法庭），罪名是“收集日本海军情报的间谍”。同月23日，两人被押解到跑马地蓝塘道处决。时年61岁和年仅17岁的两位女英烈，以自己宝贵的生命，严守游击队的秘密和安全。

　　1944年12月，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大举反攻，尼米兹（Chester William Nimitz）上将指挥的美国第四舰队一度形成“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登陆作战计划”。“为了配合盟军的反攻和登陆，东纵的无名英雄们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展开了极其艰巨而又卓有成效的工作，给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及在华美军司令部提供了大量的、准确的情报。”

　　专门负责与美军进行情报合作的东纵联络处处长袁庚，为了配合美国海军第四舰队和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对香港日军的大规模联合轰炸，除了及时向美军报告日军在启德机场的飞机库、在香港海面的舰艇，以及鲤鱼门炮台、青山道军火库等重要目标的准确方位之外，还带领两名侦员，预先潜伏在启德机场背后的钻石山上，就近观察美、日两军空战情形，及时向美军反馈第一手情报。翌日，袁庚等三人途经尖沙咀大钟楼，赫然看见多名日军正强迫路人向五花大绑、满身血污的一名被俘美军飞行员啐口水！袁庚后来回忆说：“突遇如此不人道的虐待战俘场面，我毫无思想准备，差点倒退几步，失声喊了出来。”“几十年过去了，那个被害的美国俘虏——我素昧平生的盟军战友，依旧深深地留在我心底。如今每当我路过尖东时，仍不能释然于怀。”怀着与盟友真诚合作的赤子之心，袁庚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著名闯将。

　　为今日香港增添精神力量

　　而其他坚持在香港进行抗日谍报工作的各界人士，也有不畏强敌、慷慨就义的英雄。原籍广东普宁的杨炳雄曾在香港喇沙书院读书，日军进攻香港时，他担任港九职工互助社常务委员，从事运输和防空工作。日军占领香港后，他打入日军宪兵队，刺探敌伪情报。“举凡敌人之阴谋动向及在港之军事设施，无不冒险摄取。”1943年4月19日，日军破获中统香港站第三电台，从缴获的情报文件中发现杨炳雄的行踪，在同月22日将其逮捕，10月被日军杀害。1945年1月16日，援华美军“飞虎队”空袭香港，其中一架飞机被日军击落，飞行员跳伞。香港渔业工人苏权见义勇为，将这名美军飞行员藏匿在货仓里，准备帮助他逃出香港。不料被为日军服务的印度籍警察发现，密报日军宪兵，搜出降落伞。苏权和美军飞行员因此被捕，两人当即被处死于香港西环卑路乍街。

　　抗战时期的香港早已是发展成熟的商业社会，讲求的是等价交换的买卖原则。然而，却有这么一批人，勇于舍生取义，奋起对抗强敌，为沦陷的香港点燃照亮前路的正义之光。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依托的。缅怀香港抗战的英雄群像，肯定能为今日的香港增添撼动人心的精神力量。

　　香港抗战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