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八届立法会选举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重温《“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白皮书揭示，香港的民主并非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而是在回归后才真正展开。港英时期的政制安排排斥港人参与，官派议席、殖民管治是其核心特征。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而非殖民者恩赐的有限参与。这点出了香港民主发展并非来自英国人的“恩赐”，相反，英国人的政改方案动机并不单纯，更成为回归以来香港政治风波不断的主要原因。

　　《白皮书》阐述了中央对香港民主发展的立场和目标，中央始终坚定推动香港民主发展，但香港民主发展必须走一条自己的路，一条符合香港实际、符合香港利益的路，没有必要仰视西方，更不应以西方的标准看待香港的选举。今届立法会选举最大意义，在于经过第七届的探索，今届立法会选举将进一步重塑香港良性、健康的新选举文化。什么是香港新选举文化？正如“港澳平”所指出，就是“守正传承、接续奋斗；创新开拓、激发活力；良性竞争、优中选优”的文化。这与过去撕裂泼污、对立分化、党同伐异、恶性竞争，有着根本性的分别。优质民主并非仅以选举形式而论，更是强调民主的功能性与结果导向。中央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现在制度完善了，候选人都是优中选优，就是要全面树立健康、良性的选举文化，第八届立法会选举的重要性正在于此。

　　“倒退论”源于历史的误读

　　为什么对于香港民主发展必须正本清源？原因是多年来香港社会总有声音认为英国人在回归前大力推动香港民主发展，但在回归后却“倒退”了。这种所谓“倒退论”更成为一些人质疑新选制的“理据”，而当中根源正在于对香港民主发展历史的不了解。

　　在港英统治香港一百多年来，都没有推出过任何民主政制，“杨慕琦计划”胎死腹中就是明显例子。港英政府在1980年才开始抛出一套新地方行政制度，并设立选举，当中原因并非英国人重视香港的民主，而是在前一年的3月，时任“港督”麦理浩访京，被邓小平明确告知中国将会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消息震撼了英国政府。自此之后，港英政府就加速在香港设立代议制，当中原因有二：

　　一是针对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的博弈而来，企图通过所谓政制发展“还政于民”，一方面加强港英政府与中方谈判的筹码，另一方面企图绕开中国政府，在香港实行代议制，以达到“民主抗中”目的，并且培养大批亲英的政客，在回归后保持英国对香港的影响力。

　　二是通过急速政改在香港埋下“自治”以至“独立”的种子，建立区议会制度，及后更在立法局引入选举，为的从来不是民主、人权，而是针对香港的前途谈判，通过利用香港的民主架构，以达到“独立”、“自治”的目的。

　　在回归前夕，“末代港督”彭定康弄出的政改，更充分暴露了港英政府在回归前为香港政制埋下“定时炸弹”的图谋，这个图谋被中方看得很清楚，直斥是“三违反”方案，“直通车”也因此被取消，包括区议会、两个市政局和立法局，都不能过渡成为香港特区的第一届区域组织和立法会。这一幕幕历史说明，英国人在香港引入民主，目的就是在回归后埋下“炸弹”，不论从制度的建立，以及引入对抗式的选举文化，都是为了培植其代理人进入议会，这样的“遗产”对香港民主发展只有伤害没有好处。

　　让民主回归为民做事初心

　　香港的“民主纪元”并非从英国人而来，而是从基本法而来，是有了“一国两制”才有香港的真正民主。尽管政改方案两次被否决，但中央始终坚定推动香港民主发展。中央出手完善选举制度不但不是什么“民主倒退”，而是香港对民主制度、选举文化的一次重塑，明确香港的民主发展不能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明确香港的民主必须回归为民做事的初心，明确香港的民主必须助力良政善治，这是完善选举制度的总思路。

　　为什么现在要重温《白皮书》？因为一些人至今仍未明白完善新选制的意义，仍然以旧思维去看待新选举，以过去《龙门阵》式的互相攻击作为评价选举水平的指标，将党派恶斗视为民主常态，以至对选举各种嘲讽，都是源于鸴鸠笑鹏，未能看清楚新选制的重要意义。

　　香港民主发展何去何从？《白皮书》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就是从实质民主出发，重在提升民主质量，让民主回归为民做实事的初心，并且破除社会对西式选举的盲从。新选制亦重新定义了一场成功选举的标准，不但体现在选举过程的公平公正之上，更在于过程的良性竞争，结果要能够选出有能力、善治理、有担当、具真才实料的贤能之士进入立法会。这是香港民主发展之路，也是定义立法会选举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不是选举过程如何泥浆摔角，候选人如何语出惊人，这些都不再是香港选举所追求，也不应再以此定义一场成功的选举。更何况，选举不过是民主其中一部分，不是民主的全部。重温《白皮书》的意义，正在于此。

　　香港文化协进智库高级副总裁、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