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习主席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庆典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系列之四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重要讲话中，用“四个必须”精辟总结了25年来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经验和启示。

　　“四个必须”深刻阐明了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如何取得更大成功，把对“一国两制”实践的规律性认识提升至新的境界。国务院港澳办日前发布的《深情的关怀 坚定的信心 殷切的希望》一文对“四个必须”做出了深入解读。

　　“四个必须”的重要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的重要性。深刻领会习主席这一重要论述，对于认识“一国两制”的本质和规律至关重要。

　　中央全面管治权是源头

　　习主席指出：“香港回归祖国，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建立起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根本遵循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这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源头，同时中央充分尊重和坚定维护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

　　领会习主席这段话的深刻内涵可以从几个关键词入手：“全面管治权”“高度自治权的源头”“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

　　先看“全面管治权”。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问题谈判时，英方曾试图“以主权换治权”，被中方断然拒绝。1997年7月1日，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实行“一国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再看“高度自治权的源头”。中央按照“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把另一部分权力授予香港特区。因此，香港的高度自治权的源头是中央的全面管治权。

　　最后看“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香港享有哪些高度自治权？要看法律是如何授权的。基本法订明了香港特区的地位、香港居民的权利和义务、香港特区行政、立法、司法的职权。因此，讨论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必须去读基本法，紧扣“依法”二字，香港不能超越授权范围。

　　“两权”统一衔接是关键

　　习主席指出：“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是统一衔接的，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把特别行政区治理好。”

　　习主席在这里讲的关键词是“统一衔接”，有两层重要意涵：第一，特区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是中央全面管治权所授予的，两者原本就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开来。第二，中央全面管治权和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之间必须做好衔接，如果衔接不好，就要出问题。比如，基本法二十三条规定，要求香港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这充分考虑到香港地位的特殊性，也体现出中央对香港的高度信任。但香港至今没有完成“二十三条立法”，结果造成了国家安全的巨大漏洞。

　　那么，香港还有没有“两权”衔接不好的地方呢？当然有。比如，以往没有严格要求香港公职人员在任职前“宣誓效忠”，这些年，明确了规则；以前，立法会议员选举的资格审查不严格，致使“港独”分子成功参选，现在新选制加强了资格审查，确保“入闸”的人士全部是爱国者。

　　我们必须看到，建立“两权”衔接机制才刚刚起步，必须对香港各个领域梳理一番，凡是与基本法相冲突的规则必须废除，凡是基本法有要求、至今仍是空白的，要建立规则。总之，基本法不能悬在空中，要让基本法的要求落地落实。学习贯彻习主席的这段讲话，香港必须在“两权”衔接上做大量工作，补上以往“落下的课程”。

　　“行政主导”须落实

　　习主席指出：“特别行政区坚持实行行政主导体制，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依照基本法和相关法律履行职责，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当中的关键词是：“行政主导”，“相互制衡、相互配合”“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先看“行政主导”。行政权在三权当中居于主导地位，因为行政长官是“双首长”，必须“双负责”。特区政府担负着管治香港的主体责任，香港管治出了任何问题，负第一责任的是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权力和责任成正比，有多大的责任，就应有多大的权力。所以，行政长官的权力超然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之上。

　　再说“相互制衡、相互配合”。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不能用西方国家“三权鼎立”的模式去解读香港的政治体制。香港特区的三权之上还有中央的权力，在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中央可以出面解决。所以，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是“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的关系。

　　最后说：“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句话通常被概括为“司法独立”，但“司法独立”这个概念过于笼统，容易忽略一些前提条件。这里的前提条件是“依法”。“法”包括：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以及香港现行的法律。司法机关绝对没有僭越基本法和国安法的特权！

　　细细领会习主席这段论述，应该厘清一个道理：必须依法落实“行政主导”，香港才能治理好。

　　习主席关于“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的论述，内涵丰富，针对性很强，是解决“一国两制”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根本遵循；香港管治团队须从这一论述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提升香港的管治水平，开启良政善治新局面。

　　（本文作者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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