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刘孔喜

　　在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历时进程中，中华文化典籍的翻译总是备受青睐。因其堪称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结晶和思想智慧的源泉，是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在很长时期内，先秦儒道经典尤其是孔孟老庄等诸子著作译本迭出，版本极丰富，最受学界关注，相关研究论著众多。相比而言，其他时期优秀中华文化思想经典作品的翻译与翻译研究在不同程度上被遮蔽，甚至严重缺失。其中就包括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及其哲学经典代表作《传习录》的英译与英译研究。

　　实际上，阳明心学所阐发的实践观与知行观，所体现的道德哲学与人文关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所在，在当今世界依然具有独特的实践指导意义与认识论价值。代表作《传习录》在美国首译出版一百年以来，经历了较短的受关注期和漫长的沉寂期。所幸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阳明学研究热度不断攀升，对阳明学说著作的翻译与翻译研究正当其时。辛红娟教授顺势而为，编著《异域“心”声：阳明学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研究》，汇集数十年来关于阳明学在欧美译介传播研究的主要成果，呈现给我们丰富的信息与深刻的启示。

　　作为方法的翻译与翻译研究

　　该书是迄今唯一一本论述阳明学在西方世界译介与传播情况的著作，具体来说是一本论文集。但其意义与价值不可等闲视之，绝不是数十篇文章的搜集与罗列。编著者之所以梳理阳明心学著作的翻译研究，是希冀通过全景式呈现阳明学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以期整合阳明学翻译传播研究力量，为阳明学更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寻求方法途径。

　　毋庸置疑，要实现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诉求与目标，翻译是不可或缺的方法途径。早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为尽快缩小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障碍，亦或是出于“中国礼仪之争”的论战需要，亦或是因为本着“天儒合一”的策略或理想，从十六世纪起开始大量翻译、著述了四五书经等儒学经典及相关作品，至十七世纪达到高潮。虽然早期传教士的翻译目的是为适应本土文化从而使传教活动顺利进行，但毕竟最终的效果上这些译著以他们自己的理解和视角向西方传播了中国的文化和思想。而彼时佛教和道家作品基本上没有被翻译，这样使得莱布尼兹、伏尔泰等西方学者以偏概全地把儒家思想当做中国文化的整体来谈论。

　　同理，欧美阳明学研究的兴起与《传习录》英译有关，研究相对滞后、成果薄弱也是因《传习录》英译不够活跃所致。二十世纪前，因西语文献关于王阳明思想的介绍极其罕见，导致西方哲学学子对王阳明几乎一无所知。直到1916年美国传教士、学者亨克首译出版以《传习录》为核心内容的译著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这一情况才得以缓解。虽然196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陈荣捷《传习录》全译本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后1972年又有秦家懿英译部分王阳明论哲学书信The Philosophical Letters of Wang Yang-ming，再到2009年美国阳明学者艾文贺译著Readings from the Lu-Wang School of Neo-Confucianism等，但相比儒道经典作品《论语》《道德经》翻译盛况还是明显单薄许多，相应地王阳明哲学翻译研究活动也没有引起学界足够关注重视，翻译研究对翻译活动的反拨指导作用无法体现，相当长时期内双方未能形成一个共生共长的良性互动促进局面。

　　辛红娟《异域“心”声》一书的编纂及时打破这一僵局，为推动学界参与开展王阳明哲学翻译研究发出呼声。早在《传习录》两英译本出版之初，还可见些许相应研究展开，不过数量极有限。而且，受时代研究范式局限，说是研究，其实主要是对译本的简短书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都较单一，译本的价值未能有效展现，对后续进一步翻译的指导原则也不见提炼。《异域“心”声》一书收录的译本微观研究则有明显进步，比如一些个案分析或是多学科理论视角下的译本翻译策略研究，或基于译者研究的译本生成过程描述，为有效诠释与准确翻译王阳明心学思想提供了很好的学术支撑。不过，迄今研究规模依然不甚理想，所涉研究内容也不能全面。其中，梳理阳明学英译史与译者译本介绍占当前文献主要方面。总体上与《论语》《道德经》等热门儒道经典作品翻译研究深度、广度以及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等远不能相比，这也给未来研究留下了较大空间。

　　向世界哲学升华的路径

　　翻译和传播，特别是对外传播的概念有一些重合但并非完全一致。阳明学要走出国门，迈向世界，不仅离不开文本翻译，更必须找到合适贴切的表达方法和传播方式。

　　《异域“心”声》收录的文章，很多是在梳理阳明学在西方的传播历程，具体说就是耙梳整理西方学界有关阳明学研究的文献并进行分类分析、总结提炼。毕竟，阳明学代表作《传习录》在中国甚至整个东南亚儒家文化圈特别是日本、朝鲜等地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早在十六世纪起就在日本广泛传播。直到二十世纪后才推进到在欧美的翻译传播，特别是集中在美国，另外涉及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瑞士、俄罗斯等国学者中阳明学的译介与传播。对此已有文献均有所体现，综览了各地阳明学派渊源及在不同时期流传进展史，信息丰富、史料翔实。其实，就阳明学国际国内传播问题而言，这一议题讨论甚多，除《异域“心”声》所收录的十几篇文章外，其他可见文献数以百计。包括近年来我国贵州、浙江、江西等地多次举办的王阳明思想国际研讨会，这些都是阳明学国际传播的途径和实际事件。

　　但仅仅搜集陈述王阳明及其心学思想的域外传播历程，显然不足以揭示是否实现了域外阳明学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是否实现了与译入语社会文化思想的互动，是否实现了在国际哲学话语体系中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翻译界有与之极其相似的案例。近些年来，翻译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成为热议话题，英国学者Susan Bassnett主编的《翻译和世界文学》(Transl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就是国际学界探讨翻译与世界文学当前关系的一个重要成果。国内学者也就此话题多有发声，积极探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

　　同理，翻译与世界哲学的关系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讨论。正好韩裔美籍哲学家郑和烈(Hwa Yol Jung)提出从世界哲学的角度阐释王阳明思想的重要性，他之所以撰文专门讨论这一话题，是为抵制现代西方哲学悠久传统中盛行的欧洲中心主义，试图将王阳明思想提升到西方存在现象学那样的地位，让王阳明所体现的中国思想合法地成为一种哲学，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甚至积极地使用了“王阳明的世界哲学”(Wang’s world philosophy)这一表达。但实际上我们要能清醒地认识到，阳明心学要成为世界哲学、实现全球共鸣还有很长一段路程。正如《异域“心”声》一书收录的数篇文章在阳明学西传史梳理中也有表明，中国传统哲学走向世界化进程中不免遭遇“水土不服”的经历。

　　如当前我国翻译学界热议的翻译知识学所言，翻译是一个地方性知识的世界性认同问题，那么阳明学作为极具特色的地方性知识如何实现世界性转化非常值得思考。要真正实现阳明心学走向世界哲学、增强国际传播效能，我们既要重视翻译内容、加强翻译研究，也要拓宽翻译传播的途径与方式。

　　重视翻译的内容，就是增强国际传播第一关键命题。我们经常提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必须要弄清楚讲什么故事。对于阳明心学的译介，翻译与翻译研究应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在代表作《传习录》中集体呈现的心学系列概念术语的诠释与翻译策略、效果仍然是重中之重。特别是以“心即理”、“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关键概念为中心，因为三大核心术语是阳明心学中最具标志性的思想术语，反映了整个中华文化思想传统的缩影。我们必须深入探讨阳明心学著作各译本以及类似译作的相关英文版研究论著中，这些概念的诠释与翻译发生的演变，描述分析各译者、阳明学研究学者的诠释手段与翻译策略有哪些异同，向西方世界传递了怎样的中国哲学思想价值观、实践观、知行观。首先必须确保阳明学核心术语及关键概念的翻译“名实相符”，但又要牢记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远非几个术语名词字面语义的翻译。故还需以术语为焦点全方位诠释阳明心学思想内涵，挖掘其所涵具的世界性意义，展现阳明心学的强大思想活力与时代价值优势，我们才有可能推动落实心学思想海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才能真正向成为世界哲学迈进。这也是我们讨论如何拓宽翻译传播的途径与方式的重要前提。至于具体怎么做，未来可基于国家翻译实践政策及传播“五要素”等依据继续深入研讨。

　　21世纪以来《传习录》英译本在美国被多次再版重印，阳明学的当代价值愈加受到国际社会重视，这更表明阳明心学的翻译研究亟需加强。正如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哲学教授成中英表示：“在当代，阳明文化可以当作一种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流的文化价值，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我们要有信心，以研促译，译研结合，做好阳明心学翻译的知识体系构建，争取国际哲学话语体系中的一席之位，助推世界理解中国文化精髓，更好展现中华优秀思想文化的知行观、实践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阳明心学著作的翻译与西传研究”(20XYY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