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香港与内地经济的深度融合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沪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机制的相继推出与持续优化，不仅极大地拓宽了内地与香港两地投资者的投资视野，更深化了两地间的资本流动与市场联动，为中国在全球金融版图上的崛起注入了强劲动力。通过一系列创新性的互联互通机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与内地庞大的经济腹地也实现了优势互补，两地合作为建设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有韧性的金融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内地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铺设了坚实的桥梁，也标志着中国在迈向金融强国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2024年7月10日，博时基金(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时国际)旗下的博时国新港股通央企红利指数ETF正式登陆港交所。这是首只在港上市的央企主题ETF产品，象征着香港助力央企国企对接国际资本、推进境内外市场联动的又一里程碑。

　　根据港交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北向和南向交易的日均成交额分别为1233亿元和383亿港元，与2014年开通首月相比，分别增长21倍和40倍，已占到内地市场成交总额的6.7%和香港市场成交总额的16.9%，沪港深通成交规模不断扩张。此外，债券通使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的规模大幅增长，至2024年11月已达4.15万亿元人民币。

　　过去十年来，以沪深港通为代表的互联互通在产品覆盖范围、交易结算机制、投资者参与等多个维度都取得了显着成效，不仅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交易和跨境资产配置渠道，也为两地资本市场注入了新的流动性与活力，在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可投资性和国际化程度、增强两地市场内在平衡能力和韧性，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便捷投资对方市场 促进跨境投资业务

　　博时国际受访透露，互联互通是让两地的金融机构可以突破额度的限制(QDII/QFII)，更便捷地投资于对方市场，对于促进跨境投资业务有巨大的帮助。从境内机构端看，互联互通一方面促进了港股类QDII类产品及沪深港权益基金产品的发展，拓宽了策略的范围，另一方面互联互通为基金公司“腾挪”出了QDII额度，给与了基金公司更多创新的可能。

　　截至2024年9月，共有260多家香港经纪商参与沪深股通业务，开展港股通业务的内地证券公司超100家，沪深港通业务已成为两地证券经营机构重要的业务组成部分。

　　招商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李湛认为，互联互通机制通过推动价格发现功能的完善，缩小了两地市场估值差距，促进了市场的一体化。随着跨境理财通2.0版本的推出，未来可以在扩大投资产品种类、优化投资额度限制和加强监管协调性方面进一步改进，以满足投资者多样化需求并提升市场效率。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员本力希望跨境理财通2.0版本的到来，进一步提升香港与内地的市场一体化程度。他认为，“可以走循序渐进的步骤，首先是促进内地金融机构在香港推出更加丰富、更为多元、更具有创新型特征的金融产品;其次是将内地居民可以购买的产品进一步扩大到包括期货期权在内的更多的国际化金融产品，并利用其对冲机制为内地服务;第三是以跨境理财通2.0为契机，将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打造为资本“走出去”和“流回来”的国际投融资通道，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再者是稳步探索和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促进和深化金融业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为全国金融业“双向开放”探索和积累更多的经验;五是围绕香港在金融产品全球定价、金融风险全球管理方面的优势，鼓励大湾区和中国优秀的金融机构在香港创设各种前沿性、探索性的金融产品，努力在同一起点的金融赛道中实现’弯道超车’。”

　　协同内地金融中心 服务金融强国建设

　　2019年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一体化步伐。

　　李湛认为，香港与上海、深圳等内地金融中心可通过资源共享、市场联动和风险管理等方式协同发展，共同服务国家金融强国建设。“比如，香港与深圳在大湾区内的合作以开展金融科技创新为主，双方联合推出跨境支付平台，提升两地金融服务效率;与上海的合作则集中于人民币国际化。未来，香港还可以在绿色金融、数字货币和金融科技等领域与内地城市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进一步挖掘协同发展的潜力。”

　　本力分析，港、沪、深三地金融中心的合作需要重塑激励约束机制，且亟待制度性的突破。他在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肖耿教授合着的《金融何为》一书中提出“跨境双总部”的构想，通过“双总部”机制，企业可以在香港和深圳、上海等内地城市设立总部，香港注册的离岸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深圳(前海)设立跨境营运第二总部，而在深圳注册的在岸企业可以在香港设立跨境营运第二总部，这种模式有利于离岸、在岸市场优势叠加，使内循环和外循环紧密衔接。利用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内地的产业优势、空间优势、人才优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集聚，以促进要素自由流通。

　　在“双总部”机制下，前海等地区可以率先实现跨境双向人民币贷款、跨境双向发债、跨境双向股权投资等多项业务创新，推动金融改革开放;上海、深圳等可以通过“双总部”机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提升金融市场的投融资服务功能;此外，内地金融中心可以加强与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战略合作，强化中国金融业与国际金融业的互联互通。

　　香港：人民币国际化枢纽与“双循环”金融服务主通道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内地资本走向世界、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内地的重要平台，是全球最重要的人民币国际化业务枢纽。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香港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据香港金融管理局数据，截至2024年10月底，香港有约9,578亿元人民币存款总额，跨境贸易结算的人民币汇款总额为 12180亿元人民币，仍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市场。

　　香港在人民币国际支付和融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近年来，香港清算行全力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其他成员国的贸易投资往来，扩大双边本币结算范围，推动人民币在更多跨境贸易场景中的应用。同时，香港推出了多样化的人民币投资产品，如点心债券(离岸人民币债券)和发展人民币计价的ETF产品等，满足了市场对人民币资产日益增长的需求。李湛认为，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枢纽的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财政预算案》中还提及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mBridge)的进展。该项目旨在通过央行数字货币的互操作性，实现跨境支付的快速、便捷和低成本。未来，随着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项目的深入推进，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跨境支付将更加便捷和高效。数字人民币的高便捷性、高安全性和高隐私性特点，将为香港居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支付选择，并促进两地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双循环”中扮演“主角”

　　面对长期发展机遇，李湛表示，香港可依托“一国两制”优势，通过加强与内地和国际市场的联动，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金融创新，如推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前称绿色债券计划)来推动香港绿色及可持续金融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其“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支持。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金融需要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在“双循环”格局中扮演着金融服务主通道和区域经济合作主枢纽重要角色的香港，更需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企业出海，以及世界各个国家投资中国的需求。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为内地资本走向世界和国际资本进入内地提供了便利的平台。通过高效的跨境融资和清算服务，香港为中资企业在东南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筹集了大量资金，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本力看来，为了更好地发挥香港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香港需继续加强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新的技术发展下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培育和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新的金融交易市场;对中国内地输出在金融国际化治理水平上的能力优势，争取在金融监管和金融的国际标准、国际组织等国际化金融治理体系中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

　　数字金融领域“先行先试” 香港可积累丰富经验

　　在当前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并重塑金融业的大背景下，虚拟资产、数字货币等数字金融的新产品新业态正在成为全球金融业角逐的新赛道。 近年来，香港在虚拟资产、家族办公室、数字货币、代币化证券等方面不断抢占新高地，为推进中国金融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积累经验。

　　香港于2023年正式推出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监管框架，吸引了Coinbase等国际企业进入，为这一新兴领域建立了规范化发展模式。在家族办公室领域，香港通过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香港吸引了阿布扎比投资局等全球财富管理机构，为财富管理行业提供了新思路，积累了高净值客户服务的经验。此外，香港在数字货币和代币化证券方面的探索，为金融科技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将区块链技术用于债券发行的市场，为内地金融创新提供了实际案例支持。

　　杨德龙认为，香港可担当金融试验田的功能，培育新的金融市场、金融业态，通过在香港的试点、积累了宝贵经验之后，在条件成熟时引入到内地，进而推向全国。

　　港发展数字金融有技术优势

　　金融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从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历史来看，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演进和兴衰是动态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经济中心转移的政治经济规律，此外，技术驱动的因素在其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力分析，香港拥有完备可靠的网络基础设施，稳步上升的离岸与跨境服务需求、多元高效的云服务商，其数据中心市场在全球排名第四。香港在数字金融领域的“先行先试”是中国千载难逢的机遇和优势，国家应从规则、产品、人才、治理等多方面支持香港，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香港金融业重塑的步伐。例如，全球都在竞争家族办公室业务，中央政府应予以充分支持，大力促进香港在家族办公室及相关的财富管理业态的发展。

　　优化湾区资源配置 共建金融服务一体化

　　粤港澳大湾区特有的“1个国家，2种制度，3个法域，3个关税区，3种货币”差异使得区域一体化发展存在着资本流、信息流、人才流等方面的障碍。 李湛分析，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一体化发展中，需重点解决资本流、信息流和人才流方面的障碍。破除这些障碍的发力点在于加强区域间的政策协调，推动金融监管标准的统一化，同时优化跨境资金流动的机制。

　　他建议，在资本流方面，可以进一步放宽跨境投融资限制，扩大“南向通”和“北向通”的投资范围，推动人民币在大湾区内的广泛使用，并探索建立区域内统一的金融产品交易平台。在信息流方面，应大力发展金融科技，通过创新技术提升跨境支付和结算效率，例如推广区块链技术用于贸易结算，确保信息传递的安全性和实时性。在人才流方面，可通过设立区域性金融人才交流和培训平台，吸引全球高端金融人才，同时简化专业资格互认程序，促进三地专业人士的自由流动和深度合作。这些措施可在前海、横琴和南沙等试点区域”先行先试”，总结实践经验，助力大湾区金融服务一体化进程。

　　在推进前海、横琴、南沙与香港共建金融服务一体化方面，李湛认为，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统一跨境金融产品的监管标准，简化跨境资金流动的审批流程，逐步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推动区域金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可以通过创新跨境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居民和企业的国际化需求。结合之前的试点经验，前海可以扩大跨境人民币贷款规模，开发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金融工具，如跨境理财通下的多币种理财产品。其次，应推动数字金融平台的建设，例如建立高效便捷的跨境支付系统，降低交易成本，让居民更容易参与国际化金融服务。南沙可以利用其港口优势，探索以贸易融资为核心的金融服务模式，为大湾区企业提供更便捷的国际结算和融资服务。横琴则可以进一步引入国际保险和资产管理公司，满足居民对多元化国际化金融产品的需求。

　　打通“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路径

　　“自2019年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来，仍然没有从本质上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现状。“本力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优化资源配置，建设国际化、分布式的“金融中心群”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推出“跨境双总部”机制，利用内地与香港“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方式，通过营造全新的双体系、双循环高效衔接、深度合作的大环境，破解城市间零和博弈式的招商引资难题，聚焦吸引大湾区之外及全球资源的流入式增量发展，以便持续改善两地产业结构，为粤港澳发展提供新动能，为内地与港澳更紧密合作提供新示范。最终实现大湾区借助金融业赋能新质生产力，形成“大城市群——金融中心群——世界级科创枢纽”，打通“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