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记者 宋伟）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早期寝宫，渖阳城的「汗王宫」在史料上罕有提及，世人甚至一度不知其存在。直至一九八○年代，研究人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一张标号为「舆字225号」的满文《盛京城阙图》，这张地图明确标註了「太祖居住之宫」(即汗王宫)的位置。

　　二○一二年，渖阳考古人员意外发现了一处清早期建筑遗址，并在其中挖掘出土满文「天命通宝」铜钱、滴水、筒瓦等一批珍贵文物。经专家组从遗址位置、建筑形式、风格、出土遗物规格和年代等方面论证后，最终确认为渖阳城「汗王宫」遗址。

　　参与汗王宫遗址发掘的渖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基建办副主任李树义介绍，汗王宫遗址是一处二进院落，东西围墙由於破坏殆尽。遗址仅保留了大门、院落和高台基础，高台基之上的建筑已经不复存在。儘管损毁严重，但仍出土了包括板瓦、筒瓦、滴水、押带条、脊砖、脊兽等大量的琉璃建筑构件。这些构件多施绿釉，且所施纹样以莲花纹居多。李树义说，遗址内出土琉璃瓦、模印花纹砖等高等级的建筑构件，表明了建筑本身的规格高和使用者的身份尊贵，突出了皇权尊贵的象征。至於未发现黄琉璃瓦，未出现龙、凤等纹样，大概与努尔哈赤仅是称「汗」而并未称「帝」的身份有关。除了建筑构件，填土中还出土了数枚罕见的「天命通宝」铜钱。

　　李树义续称，天命通宝是努尔哈赤在天命元年(一六一六年)所铸造，存世较少。天命通宝不仅是满文钱，而且读法不同於一般钱文制式，是按左右上下顺序读，颇为奇特。钱上的满语读音是「阿蔔喀、夫冷阿、汗、几哈」，汉文译作「天命汗钱」。

　　寝宫选址择高而居

　　事实上，努尔哈赤的汗王宫并非只有一座。从万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起兵开始，努尔哈赤先后在费阿拉城、赫图阿拉城、界藩城、萨尔浒城、东京城、渖阳城都建有汗王宫。「虽然现在从史料文献上已无从窥探其当时的设计思想，但通过目前了解到的汗王宫具体形态，可以推测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设计思想。」

　　在上述各个城池中，儘管汗王宫的方位不尽相同，但皆位於核心位置，基本上也是城内的最高处。李树义表示，这一方面保证了汗王宫的安全性和私密性，另一方面也坚守了满洲的「择高而居」传统。以渖阳城的汗王宫为例，后金迁都渖阳后，依然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而镇边门历经万曆二十四年与万曆四十六年两次重修后，俨然成为一种独特的防禦工事，易守难攻。因此，努尔哈赤将「汗王宫」建在此处，实为进退自如，确保无虞。

　　从建筑规模来看，汗王宫变化不大。努尔哈赤自己的居室多为三间单体建筑，而其福晋居室多为一处或两处。在渖阳城的汗王宫建设时，努尔哈赤没有重新规劃，而是在明代渖阳中卫城的北门内建立宫室，在其东南兴建大政殿，两者不再相邻，相距约六百米。

　　建筑格局宫殿分离

　　在进驻东京城之前，汗王宫与处理政务的大衙门相邻，但到了东京城、渖阳城时期，两者相近却分开，这反映了努尔哈赤时期宫殿制度的变化，形成了宫殿分离的格局。

　　正所谓「国事曰殿，家事曰宫」，「宫」用来居住，而「殿」用於处理国事。「努尔哈赤在迁都渖阳之际，除在城内北门以南修建了汗宫，还在城内中央区域建筑了自己办理国事的『大衙门』，即大政殿、十王亭等渖阳故宫东路建筑。」李树义表示，它的选址自有其道理。首先，按照女真各古城的营造习惯，并不强调把皇帝生活居住用的宫与其办公朝政用的殿建於一处，更不必须把它们围合在一个院落之中而从城内孤立出来。其次，努尔哈赤本人很注重方便与安全等实用条件，他喜欢令自己居住的地方和某一城门较近。

　　努尔哈赤营建各汗王宫的历史进程，侧面反映的是满洲从部落发展到国家的历史进程，也是后金政权社会複杂化的历史进程。李树义说，在战争与迁徙过程中，女真社会发生了两个转变：一是由族寨到城居，它意味着女真社会结束了渔猎的遊动生活开始固着於土地上，实现了向农业社会的过渡。另一变化就是由族群牛录组合成了八旗，从而完成了向部落制国家的转身。

　　宫廷风格受金元影响

　　在建筑材料选择上，萨尔浒城及其之前的汗王宫，选择樸素的青瓦。演变到东京城、渖阳城汗王宫，则採用黄绿琉璃的建筑构件。「东京城前的汗王宫坚守的是自身的文化形态，而东京城后琉璃建筑构件则是选择了与其身份相称的高等级建筑材料，这也是其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但是，汗王宫对琉璃的使用，并没有採用和明廷「一堂黄」一致的风格，而是採用「黄琉璃、绿剪边」。这一特点，有学者认为是受到金、元政权宫廷建筑的影响。

　　在努尔哈赤使用的日用瓷器方面，起初使用明青花瓷，到天命六年海城析木城侯家进献了绿釉瓷器。努尔哈赤不只是仅仅利用明瓷的生活用品，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定製日用品，这也从侧面反映后金社会的发展水平，已进入个性化定製或特权定製阶段。

　　从万曆十一年起兵，到万曆十四年建立后金，建元天命，再到天命六年进驻辽阳东京城，天命十年迁都渖阳城，在这个艰辛而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赫图阿拉城、界藩城、萨尔浒城、东京城、渖阳城各城址中兴建的汗王宫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载体。

　　在李树义看来，汗王宫的演变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满洲从部落到国家，从寨居到城址，从渔猎到农耕，吸收汉人的儒家文化、蒙古的遊牧文化，从而形成的多元混合型文化，这是满洲或后金政权社会複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