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正在热播的《觉醒年代》，在内地收视率和口碑双丰收。通过央广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等，该连续剧在港澳特区乃至海外华人世界，也引起很大反响。一部叙述中国共产党诞生历史背景的作品，何以引起各界观众的关注？笔者认为，因为她反映的是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一代代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主题。\姜舜源（文、图）
从早期「师夷长技以制夷」（一八四二年魏源《海国图志》），到稍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劝学篇》为代表）并展开「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各种思潮，目标都是「振兴中华」。五四新文化运动核心诉求──民主与科学，贯穿了振兴中华这条主线，而且酝酿了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经过八十年苦难、抗争，中华大地终於露出未来的曙光，经过新文化运动的风云激荡，结出几方面成果：政治上，一是孕育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一部分五四进步青年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致力於「改造中国与世界」，如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毛泽东、瞿秋白等，成为中共早期领袖；二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文化上，在「旧学」、「西学」鬥争中诞生了「新学」：新文学、新艺术、新学术等。
五四运动三十年后、鸦片战争一百年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终於站立起来。一年后，站起来的中国人历时三年「抗美援朝」，打败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侵略军，新中国巍然屹立於世界东方。接着用了不到三十年，初步建成国家的现代工业农业等国民经济体系；一九七八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二○二○年完成脱贫之后，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置身中华崛起的伟大时代，人们很想追根溯源，重温中国现代史发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爱国主义 优良传统
世界历史风云变幻的剧烈表现，是血雨腥风的战争，但是横亙这变幻之前之后全过程的，常常是深层次的文化较量。十六世纪中期欧洲「文艺复兴」数十年后，明清之际开始了「西学东渐」。一路领先的中华传统文化，面对复兴发展的西方文化，由优越而各有千秋。「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碰撞加剧。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继续并发生转折，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向西方文化张开怀抱，全面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成果。一时间西学「完胜」、中学「完败」。《觉醒年代》如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但在「历史真实」原则下，客观地表现旧学人物如辜鸿铭、林纾、黄侃，而不是以往的随便否定。像北大解聘了英国教授克德莱，英国驻华公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无理交涉。新学的胡适率北大代表团到公使馆谈判，代表团中旧学代表辜鸿铭，在维护国家尊严上顾大局、识大体，表现得学贯中西。而对於新学人物钱玄同「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实际上予以否定；对胡适等人西方文化优越论、对中华文化的非理性贬损，也都予以了历史的审视。
早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讲，就明确五四运动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核心是爱国传统。五四之后，「新学」、「旧学」很快在保护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出现了合作共荣，其典型代表莫过於北京昔日皇宫，南部旧学大本营「古物陈列所」、北部「新学」大本营「故宫博物院」，共存共荣。
民族大义 人间正道
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何叔衡等人士，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或积极参与者，并对中学、西学都有精湛的造诣。例如毛泽东的政论、古体诗词，周恩来的白话诗、古体诗、话剧表演艺术。早在一九一一年，正在上小学的十三岁少年周恩来，就郑重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语惊四座；一九一七年，赴日留学前夕给昔日小学同学郭思甯赠言：「愿相会於中华腾飞世界时」。振兴中华是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
回顾五四，有一种「悖论」现象，当年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卖）国贼」的个别青年学生，后来在日寇侵华期间堕落为汉奸。这可能是颇富戏剧性，而该剧时间跨度之外的。例如北大政治系学生梅思平，遊行学生们痛打了「卖国贼」驻日公使章宗祥之后，来到东单赵家楼，另一「卖国贼」交通总长曹汝霖家，梅思平第一个放火「火烧赵家楼」。抗战期间此人叛国投敌，历任汪伪政府中央常委、组织部长、工商部长、实业部长、浙江省长、内政部长等要职，气得他十三岁的女儿梅爱文在《浙瓯日报》发表：《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最终在抗战胜利后被处死。周作人，《新青年》骨幹，日寇侵华期间出任伪「华北总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要职，抗战胜利后被判十四年徒刑。而曹汝霖在五四后退出政界，投入慈善活动，并创立私立「中央医院」，日寇控制协和医院后，聘请拒与日本人合作而退出协和的林巧稚医生；抗战时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旧学」人士，清代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面对日伪当局威胁利诱，声言：「甯为华丐，不当汉奸！」在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面前，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论新学、旧学、激进、保守，其取态都是一致的，是人间正道。
文化「建设」 文化自信
像政治上有「革命者」与「建设者」之别一样，新文化运动也经历了革命、建设两个阶段。力证旧文化之落后乃至「吃人」之后，更重要的是建设人民大众的新文化。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无可争议的主将之一，但他后来似乎一直是文化上的「革命者」、「愤青」，甚至成为「民族虚无主义者」、「历史虚无主义者」，并遊走於政界、学界之间，而没有进化为「建设者」，在文学、学术上均无实际建树。钱玄同的「废除汉字」乃至汉语，需要同时替代的语言文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相反刘半农创制「声调推断尺」，发明「刘氏音鼓」等现代声学实验仪器，对故宫、天坛古乐器测音研究，被公认为「中国音乐考古第一人」。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组织的「文学研究会」，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组织的「创造社」，是「新文学」的实践者。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支人马──中国共产党人，从文化上的「革命者」很快成长为「建设者」。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继承了从汉代到清初学者王夫之「实事求是」传统，在延安时期将其发展为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初，他又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并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新中国的执政纲领。其中包括在新文化运动洗礼之后，「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对中华灿烂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后来相继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科学方针。习近平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视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自信」，为「四个自信」的基础。
「进京赶考」 礼遇耆硕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把进北京形容为「进京赶考」。以往人们理解为对执政能力的考验。笔者认为，精研中华文化「文治武功」历史的他，更深层次地体会到，从此是对执政党「文治」能力的考验，真的就是天下精英进京「大考」。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明成果，代表着当代先进文化，才是能治理这个国家的时代精英。总理周恩来，对爱国老人、一代文化宗师朱启钤的礼遇，回答了这个问题。
朱启钤（字桂辛，尊称朱桂老）历经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曾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但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国立博物馆──古物陈列所；组织北京城保护与近代化建设；创立「营造学社」，开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和保护，培养出梁思成、刘敦桢、张镈等一代建筑学家；致力於古代织繡等文物保护研究等等。对保护中华文化做出巨大贡献。周总理到朱启钤家看望老人家，老人家命家人上茶，警卫人员按规定示意不要，但年近九旬的老人家留意不到，仍催促上茶。周总理自己走到茶几前，端起茶来喝下去，并约了改日再来府上，品尝美食家朱桂老家厨师的「私房菜」。「尊老敬贤」，身体力行，传为佳话。
（作者为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博物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ISO 34300历史纪年国际标準中国专家组成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