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姓名印中的子母印「陈登言事‧陈登」（图片由辽宁博物馆提供）

　　玺印在中国有约三千年历史，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字的演化，印章制度的递变，也反映出中国社会治乱、政治兴革、经济盛衰、民族衝突与融合以及文化风尚的变迁，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第一座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目前收藏有1,300余件（套）玺印类藏品，较为完善地展示了先秦至近代的玺印篆刻。自该馆遴选出479件精品，以时间为序，组成「中国历代玺印展」，系统地展示了中国历代玺印篆刻的发展、变化，呈现出不同时期玺印的使用方式、铸造方法和艺术特色。

　　香港文汇报记者 宋伟

　　是次展览分为先秦玺印、秦汉六朝玺印、唐宋辽金元玺印、明清篆刻、近现代篆刻五大单元。辽宁省博物馆典藏部馆员张书慧表示，从战国至近现代的玺印篆刻作品，涵盖了古文字、秦汉官制、地名、人名、唐宋官印制度、辽金元少数民族文字、明清文人篆刻流派、近现代篆刻名家等诸多内容，这对研究古文字、各代官制、历史、篆刻等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玺文各具特色

　　先秦玺印发端於商周之际，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主要作为行施职权及征信凭证而存在。春秋以后玺印的使用已十分普遍，官玺的形制和文字具有规範性，私玺则更注重便利和美观，有的极为精工，并出现图形玺、吉语玺等多种品式。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争，战国时形成秦、楚、齐、韩、赵、魏、燕「七雄」，各地区在经济、社会、政治上皆有隔阂，形成了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文字书写形体。玺印文字反映出此时各地域的差异，同时各地域不同的手工业技术传统也形成了玺印形制上的差异。

　　其中，齐玺多为阴文，文字形体端稳圆活，铸造风格简率。燕国长期偏安北方，玺印呈现出鲜明的北方风格，如展品中的「乔受」玺印，玺面为长方形，是燕国氏名玺的重要印式。韩、赵、魏三国於春秋晚期经由「三家分晋」形成各自诸侯国，史书将此三国合称为「三晋」，「三晋」的玺印风格一致，被冠以三晋系名。「今天所见的战国私名玺主要为三晋系玺，多为阳文铸造，质细工精，印边宽，字口深，以玺面佈局沉稳为特点。」 张书慧解释道。

　　两汉篆刻艺术典範

　　秦併六国，以战国秦系文字为基础贯彻「书同文」政令，玺印的文字、钮式趋向统一，与中央集权相适应的官印制度逐步建立，至西汉臻於完备。各级官印的质料、形制确定了严格的规範，由此形成延续许久的秦汉印系。东晋至南北朝常出现政权更迭，促使官印篆书走向蜕变，形制不再统一，製作较为粗犷。

　　张书慧说，两汉时期印文篆刻尤其精美，是中国篆刻艺术的典範。官印制度形成了完善的体制，《汉书》、《后汉书》及相关的註释均有不少记载，在印章的形制、称谓等方面形成了等级制度，逐渐形成以「龟钮」和「瓦钮」作为官印钮式，印文字形宽博方正，风格莊重的汉代官印特征。

　　私印方面，姓名印广泛使用，印文阴阳皆备，更有阴阳合为一印，或加四灵等图案作为装饰的，进而有多面印、子母印等。印文除了姓名之外，往往还加上吉语、籍贯、表字等辅助文字，製作、篆刻精美，风格多样，为历代私印之最。

　　此外，两汉时期还留存了大量的官私印封泥，是当时印章使用方式的重要物证。在纸张未发明以前，古人多在简牍上记写公文等内容，封泥是印章按於泥上作为实物和木製牍函封缄的凭证，是魏晋之前印章的使用方式。

　　唐宋官印统一铸作

　　隋再度统一南北之后，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官印制度与形制亦为之一变，唐承隋制，官印形成了以官署公印为主，钮式从简，附着於官印的等级标志有所淡化，机构公印不再由官员佩携，个人示信意义基本消失，形制向大型把握式过渡，使用方式由钤印封泥变为钤色，向着近代官印制度发展。

　　唐代官印的铸造、管理，各有专署，铸作官印是中央统一管理，由唐礼部掌给「内外百官铜印」及「鱼符之制」。礼部并有「铸印官」，官印的铸造需要得到奏准。因此州县改名需要增设新印，由州县上奏获准，再由礼部付给需要一定时间，故而会形成「州名已复旧，而未易新印」的现象。

　　宋辽金元的官印制度完全承袭了唐代官印制度，宋代官印铸造技术精湛、篆字复兴，如「神射第十二指挥第四都记」是宋端拱元年（公元988年）的官印，印身表面光滑，铜质较好，印钮上部刻「上」字标示印文上下方向，印文为铸造，字腔较深，篆文深刻，线条疏朗。印文中，「神射」是宋雍熙四年（公元987年）之后两浙州兵步军的称谓，「记」字指军队中的低级将校官印。

　　辽金元三代还偶用本民族文字仿效汉字篆体入印。西夏文官印、八思巴文官印、契丹小字押印均是以少数民族文字拼汉字称谓音，如西夏文官印「首领」是西夏文拼汉字音，并模仿汉字篆体入印。元代印制基本依照宋式，统治者在创製八思巴文后将之以九叠篆的形式铸造官印。

　　从南北朝之后，受长期战乱影响，私印的使用处於消歇状态，人们选择以简便的手工画押签署取代印记的征信用途。北宋承接唐代社会经济的强盛基础，都市商业持续繁荣，在较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印记的优势显而易见，它的确定性、郑重性和不易仿摹且使用方便的特点，是画押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因此出现了兴於宋，盛於元的花押印，用以商业中检验货物时钤印。

　　明清篆刻文人追捧

　　清代官印沿用了之前的少数民族文字入印习惯，创满汉文官印，「齐齐哈尔厢红旗协领图记」，是齐齐哈尔镶红旗驻防的职官所用，清代满族军队实行八旗制，协领位处将军、副都统之上，管理其专辖旗分的旗务，并掌管将军、副都统署内的各司关防，在八旗驻防官制中居於承上启下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石质印章的镌刻与使用，形成了不以凭信为唯一功能，而以表达个人意趣为主的艺术创作，配合书画作品，成为形式独特的文人篆刻。文人篆刻摆脱制印工人的束缚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具备文人身份的篆刻家，他们既追求印文的内涵，也注重印面的艺术形式和边款的刻画，形成了如浙派、皖派等在书画史、篆刻史上都有重要影响的文人篆刻流派。

　　清代中期的篆刻，丁敬异军突起，他使用独居个性的切刀技法，形成了印文线条古拙苍莽、气息自然的独特印风，受到以杭州地区为中心的浙江籍印人的相继效仿。清乾隆二十六年，丁敬为回赠友人方辅所赠唐墨而刻朱文「密盦秘赏」，从印文结合边款中，可知「密盦」指的就是方辅。这枚印章印文为典型浙派篆法，边款内容丰富详实，体现出文人交往意趣，是清代流派篆刻代表作品。

　　明清时期使用的篆刻材料包括玉、石、木、金属等，文人篆刻家在追摹先秦两汉篆文的同时，使用不同的印材，追求各自不同的艺术效果。清康熙、乾隆年间，印钮雕刻题材多样，技法纯熟，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施工於印石体表周围的浅浮雕，以极浅薄的层次和富有画意而得名「薄意」。

　　近现代篆刻百家争鸣

　　时至近现代，国内出现了徐新周、王福庵等大批篆刻家，其中齐白石所刻印章独树一帜，表现出与他人不同的樸拙的篆刻风格，影响到之后的一批书画篆刻家。展品中，齐白石所刻印章主要以齐白石为齐子如刻印章为主，「雕虫小技家声」是齐白石为其三子齐良琨（字子如）所刻印章之一，印身一面刻边款「如儿宝，白石」。齐良琨自幼随齐白石学画，师从陈半丁，以画草虫见长。「雕虫小技家声」既包含齐白石擅长篆刻与画草虫，又包含了齐良琨继承了齐氏家学之意，表达出齐白石对齐良琨的肯定与期望，可谓舐犊情深。

　　在新中国成立后，辽宁省博物馆於1964年为筹备「学习毛主席诗词的书画篆刻展览」，曾面向全国征集此类篆刻作品，众多篆刻名家鼎力相助，这些篆刻作品体现了时代特色，是近现代篆刻史的独特篇章。是次展览亦展示了一批以毛泽东诗词为内容的现代篆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