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福建省南安市榕桥李贽雕像。这尊雕像用原整块3.5米见方，高8.8米的天然南安砻石材料雕刻而成/网络图片
一六〇二年三月，在北京镇抚司监狱中，一位老人用剃刀割颈自刎，两日後气绝，死前手书“七十老翁何所求”。
这位不妥协的决绝老者就是晚明的异端思想家李贽，他那些惊世骇俗的言论使其在生前就有大量拥趸，同时又广遭嫉恨，终至被逮入狱。及其身後，围绕李贽的是非褒贬并未停止，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关於儒法鬥争的政治宣传中，他还一度走出学术史，成为广为人知的进步代表。/陈荣凯
前不久，八十八岁的朱永嘉新出版一本《论李贽》，既论述李贽生平、思想和为人宗旨，更披露并释读毛泽东晚年从署名李贽的《史纲评要》中亲自辑录的二十三条材料。
朱永嘉是当年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儒法鬥争文宣战中的多篇重要文章出自这个写作组，他还曾受命组织校註了包括《史纲评要》辑录在内的一大批古诗文。经过四十多年的时移世易，朱永嘉坚持李贽研究，他披露的材料和所做的研究对理解李贽为何备受垂青颇有参考价值。
身後是非谁管得
作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李贽是王门左派中的激进者。他一反理学玄谈理气性命，严防天理人欲的论调，提出“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肯定“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现”；儒者多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李贽则主张“若不谋利，不正可矣”的功利主义；假道学往往“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李贽乃发扬本真率性的“童心”；他挑战伦理纲常，肯定历事四姓的冯道实践了孟子社稷为重君为轻的理念，他认可男女平等，许妇女讲学；他杂糅儒释道三教，讬身佛寺，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凡此种种，李贽可以说是近代以前传统思想最激烈的批判者之一。
李贽的思想反映了明代中後期市民社会兴起的时代变化，人们对个人欲望持更加肯定的态度，更加强调张扬自我的个性，诸如《金瓶梅》这样的小说，徐渭一派的绘画，皆是这种时代思潮的反映。因此李贽的著作当时就盛传於世，“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学者争传诵之”。公安三袁推崇李贽，袁中道撰写《李温陵传》，称讚李贽著作“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为议论，皆为刀剑上事，狮子迸乳，季象绝流，发咏孤高，少有酬其机者。”汤显祖为《李氏全书》作总序，盛讚李贽的著作“传世可，济世可，经世可，应世可，训世可，即骇世亦无不可”。李玉在《万里圆》裏借戏中人的台词，称讚“我想李卓吾先生，一代伟人，千秋法眼。那《正藏书》斧钺古今，这《续藏书》揄扬招代，俱堪不朽。”
明清两代官方对李贽学说著作都厉行禁止。万曆三十年朝廷根据张问达奏疏收李贽下狱，诏令“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天启五年又下诏“命巡抚衙门焚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乾隆时《四库全书目录提要》说其“颇荣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易代後，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学者虽然对专制皇权的弊病多有反思，但他们仍然主张坚守传统儒学，对心学末流深恶痛绝，对离经叛道李贽遂多有非议。顾炎武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於叛圣人者，莫甚於李贽。”“举业至於抄佛书，讲学至於会男女，考试至於鬻生员，此皆一代之大变，不在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下。”王夫之说“近世李贽之流，导天下以绝灭彝性，遂使日月失其贞胜，岂不痛与！”“以身试镫油，而恣其意欲。无知轻躁之徒，翕然从之。其书抵今犹传，乌容不亟诛绝之邪？”黄宗羲则云“卓吾生平喜骂人，且其学术偏僻，骂之未始不可。”《明儒学案》包罗有明一代学者，唯独把李贽排除在外，不以儒者目之。
在樸学盛行的清代中前期，李贽的思想影响力有所减弱，及到近代，中国面临来自西方的强烈挑战，激烈的反传统思想日益抬头，李贽思想再度受到关注。维新派宋恕、革命派刘师培等人都曾向世人介绍李贽的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代表人物吴虞一九一六年发表万字长文《明李卓吾别传》，引李贽为非儒反孔，反对旧礼教的同道，猛攻尊孔复古派，盛讚李贽“与其行尸走肉，保褥栋之长年，宁可玉碎兰摧，留英灵之浩气。”
此後，对李贽研究逐渐增多，朱维之、容肇祖、嵇文甫、吴泽、侯外庐、蔡尚思、萧公权、冯友兰等许多学者都发表了李贽研究的专著或论文。人们或从个人自由、思想解放的角度解释李贽，或从唯物史观的资本主义萌芽视角探源李贽，或纠结於唯物唯心给李贽的思想找定位。
不虞之誉造英雄
李贽研究的“高峰”，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作为尊法反儒的英雄人物，他的著作大量印行，广为人知。这份身後声名，既离不开领导人的垂青，也是“五四”以来推崇李贽反孔思想的结果。朱永嘉此次披露的《史纲评要》二十三条颇能说明问题。
《史纲评要》是一本根据编年，批註点评历史资料的书，总字数有五十八万字之多。从皇皇巨著中选择这二十三条，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贯穿了尊法反儒的思想。评论的对象要麼是先秦时期的法家，如管仲、吴起、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包括与法家有渊源的荀况，要麼是被传统儒家非议的历史人物，比如秦始皇、曹操，《史纲评要》对这些人物多为肯定讚扬；此外还有一些是反对儒家的言论，比如质疑孟子不言利，称讚刘邦痛骂郦食其是快论，评儒生献谶是千古怪事等等。
《史纲评要》的这些议论可以说是开新时代历史评论之先声。比如对秦始皇的评论，《史纲评要》说秦始皇置郡县是“圣人复起不能易”，李斯焚书之议“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後，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讚叹“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这和“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观点是相呼应的。
时间进入七十年代中期，之所以会掀起一场“批儒评法”的思想鬥争，固然有现实政治需要，但又和近代中国的时代思潮是一脉相承的。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亟待救亡图存，以国家民族为本位，追求富强，注重实用，孜孜以求功利，强调“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影响超越左右，成为广泛共识。相对“言必称三代”，有“开历史倒车”嫌疑的儒家，法家厚今薄古，主张变革；不空谈缓不济急的仁义道德，强调功利；维护大一统，反对割据分裂，这些思想具有时代所需的现实意义，至今犹然。许多人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泥古不化，空洞无用的儒家学说是重要的文化原因。批判传统依然需要从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法家思想就这样被从新发掘出来。四百年前，李贽所发出的声音在特定的节点上找到知音，而被空前放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对思想史的解读，总离不开一定的时代背景。尊法反儒，迴避了对法家用权、术、势维护专制的批判，推崇李贽，也迴避了他肯定人心之私与“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闪念”是不相容的。李贽写《藏书》的时候，希望它千百世後是“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当以进读，科场当以选士。”但历史的发展，後人的解读都在其意料之外。
《史纲评要》的真伪
朱永嘉《论李贽》这本书的写作顺序，是先写了对《史纲评要》二十三条的释读，再来写李贽的其人其事。所以关於李贽生平的这部分内容更像是一些背景材料彙编。作者夹叙夹议，叙述史实的部分，并未有更新的研究与发现，也不太涉及社会背景，只是选取一些重要片段，为人们勾画李贽生平的轮廓，议论的内容不成体系，反映了作者当下的一些思考。有一些是作者的人生感悟，他算是一个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关於如何对待人生顺逆，交友待人等等的体会有丰富阅历作背书，还是值得一读的。还有一些是联繫时事的看法，比如以“童心”说来解释“不忘初心”，如何加强反腐败等等，不管观点如何，体现了那一代人始终是关心社会、关心国家的。
但围绕着《史纲评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此书到底是不是伪讬李贽之名拼凑的，在朱永嘉的书中却有正面提及。
一九七四年，“批儒评法”运动步入高潮时，福建泉州文管会所藏的明刊《史纲评要》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这年六月，江青在天津儒法鬥争报告会上，宣布“又发现了一部李卓吾（贽）的《史纲评要》，现正準备出版”。此书於一九七四年底印行，但不少专家怀疑《史纲评要》为讬名伪作，特别是著名学者王重民在北大图书馆寻出一部明代万曆版的《史纲要领》，这部书刊刻於李贽死後的八年，却早於《史纲评要》问世之前的三年，两书内容有雷同。而《评要》的某些评语係针对《要领》一书而发，甚至是抄袭的。王重民因断定此书係伪讬而承受了巨大压力，翌年四月受批判後自缢於颐和园长廊，是夜临行前，他在书桌上放下一本《李卓吾评传》，以明心迹。“文革”结束後，崔月印、王利器等学者先後发表文章，力辩此书係伪讬。
朱永嘉显然不应该不知道这些观点，但他仍然沿用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底出版《史纲评要》时的“出版说明”，认定此书乃李贽所做：“与《史纲要领》一书，二者评语有的内容相近，有的则针锋相对，可见其中混杂有他人评语。”聊聊数笔，就跳过这一段公案，这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态度，颇令人不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