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山靠海苦乐交织

　　图：戴望舒。

　　位于香港薄扶林道的中西区文学径，有一块纪念中国现代诗人戴望舒的传意牌，记录这位“雨巷诗人”在香港居住的岁月。1938年，戴望舒由内地来港，参与香港文化工作，用报章作为抗战阵地，足迹由薄扶林的“林泉居”到域多利监狱，苦与乐的交织，诗人的写作风格也一直伴随岁月而转变。“在香港的经历，促使诗人从浪漫的雨巷走向了家国现实。”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曾繁裕表示。\大公报记者 刘 毅

　　“戴望舒的居港岁月，见证他从重视浪漫情调，以及形式与意象实验，转向借较直白的手法面向宏大主题。”曾繁裕说。

　　积极参与抗日活动

　　戴望舒于1905年生于浙江，因其母亲出身书香门第，从小耳濡目染，很早开启诗歌创作之路，凭借1927年创作的《雨巷》一诗，声名大噪。1938年5月，为躲避战火，戴望舒携家眷来到香港，曾居住在港岛薄扶林道的“林泉居”，挚友叶灵凤曾回忆这栋建筑的位置：“背山靠海，四周被树木环绕，从路边到他的家里，要经过一座横跨小溪的石桥，再走很多的石级才可以到。”

　　在港期间，戴望舒多次用“林泉居”发表文章并出版刊物，对这处居所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抵达香港之后，戴望舒一直参与各种文化活动，积极组织抗日活动，他担任《星岛日报》副刊主笔，他还为副刊起了个名字“星座”。“戴望舒在香港之时，正逢抗战，文人需要一方可以表达自我，联合大众共同抗战的阵地，报纸可供发表文章并联结知识分子意识，最是适合。”曾繁裕说。

　　“当时，戴望舒凭借自己的影响力，集结了一众文人作家，包括郭沫若、艾青、茅盾、沈从文、萧红、叶灵凤等，他们都成了戴望舒负责的‘星座’的撰稿人，得以在报纸刊发大量宣传抗日的文艺作品，为抗战发出呼声，令‘星座’成为了抗战文艺的重要根据地。”曾繁裕补充表示。不仅如此，戴望舒亦邀请当时在大后方的诗人撰写抗战的诗歌，发表于“星座”，以及约稿外国学者书写他们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情况。

　　关心粤语民俗

　　有关戴望舒在香港的生活，叶灵凤写道：“尤其到了香港以后，他忙于编辑工作、忙于译述工作，为衣食辛劳；有一时期又对中国旧文学发生了兴趣，研究中国旧小说史料和元曲里的俗语词汇。”

　　1941年，战火蔓延到了香港，日军侵占香港及南洋诸岛。1942年，日本人以戴望舒“从事抗日活动”而将其抓捕，投进中环域多利监狱，诗人遭受种种酷刑也不屈服，不仅没有被消灭意志，反而写下了诗作《狱中题壁》和《我用残损的手掌》。曾繁裕称：“这段经历令戴望舒的创作风格，从先前的浪漫诗意转向书写现实，面对敌人，他用残损的手掌，坚持发声，写下内心悲愤，通过创作表达自己的痛苦，以及对于家国情的坚定。”

　　戴望舒被日本人囚禁了7周，最终在好友叶灵凤的帮助下，被保释出狱。出狱后，他继续在香港从事编辑报纸副刊、翻译外语文学、研究古典文学等文学活动。但这段艰苦的牢狱之灾，也令他患上了顽固的哮喘病，随后越发严重。

　　生活在香港，戴望舒对本地文化产生浓厚兴趣。1943至1945年间，他以笔名“达士”，在《大众周报》上连载《广东俗语图解》，合共80余篇小品文形式呈现的广东俗语图解，展现戴望舒对于粤地民间俗语文化的兴趣与关注。他以诙谐有趣的叙述，对“竹织鸭”“沙烂磞”等民间俗语的来历进行考证，又对其意义进行解读，妙趣横生。比如他谈及，“沙烂磞”被广东人认为是日语，又被日本人认为是广东话，于是去考证，发现是一个广东小伙子不标准的日语而造出的词，引起了误会。

　　喜爱香港书市

　　戴望舒关心香港的书市、书摊，为此他在上世纪30、40年代之交，写下《香港的旧书市》一文；他关心香港的山风、雨和树，比如他于1945年创作散文《山居杂缀》，将山和树写得细致入微。

　　但诗人是否开心？叶灵凤曾描述，香港被战火侵扰后，戴望舒度过了苦难的日子。虽如此，曾繁裕认为，戴望舒还是展现了其“日常”的一面：“在他的《过旧居》一文中，正是体现这一特点，行文流露出对‘林泉居’幸福生活的缅怀和追忆。反映当时文人的创作未必全是抗战口号式的文学，也会在不快时寻求自我慰借。”

　　戴望舒从监狱出来后，写下《偶成》一诗，抒发迎接新生的快感：“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1946年，他从香港到上海，之后又返回香港生活。在港期间，戴望舒住在叶灵凤家中，哮喘病也日益严重。根据叶灵凤的回忆，戴望舒因家庭生活、病魔的双重折磨，已经苦痛已极。叶灵凤常在夜晚，听到一层屏门外，睡在客厅的戴望舒发病时气喘如牛的声音。

　　1949年冬天，戴望舒离开香港北上，这个时候“春天已经重临到祖国的土地上”（叶灵凤语），彼时戴望舒告诉叶灵凤，之所以北上是因为北国干燥的空气，会对他的身体有帮助。为此，叶灵凤积极奔走，因为觉得戴望舒的这个决定，“不仅能促使他在文学上获得新的生命，而且也可以将当时那种痛苦的生活环境摆脱干净。”走之前，叶灵凤见他虽然“病况没有减轻，但见精神却愉快多了。”

　　但令叶灵凤始料未及的是，戴望舒到达北京后，只给他寄送了一封信，1950年2月，戴望舒在北京病逝，终年45岁。

　　在戴望舒逝世74年之后，今年1月，就在曾经关押过戴望舒的中环域多利监狱，也就是今日的大馆，举行“残损的香港笔迹：戴望舒在香港与中西区文学地图”对谈讲座，向观众介绍戴望舒在香港的生活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