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你还写信吗？相信熟悉的朋友会摇摇头，报以善意的微笑；不大熟悉的，则会瞪大眼睛，诧异地望着你。什麼时代了，还用笔在纸上写字⁈

　　是啊，当今科技发达，什麼事都在电脑手机上搞掂，谁还一笔一画在消耗时间？不过，还真有人坚持这样做，握笔运腕，一字一词，一句一段，让感情跃然纸上，寄给远方的亲友。

　　每年新旧交替之际，我都会收到远在大洋彼岸，住在花城广州的老朋友关国栋先生寄来的一封信。工工整整写满一页信笺。关先生高龄八十七。我想像他坐在书桌前，伏案写信的情景：戴着眼镜，一丝不苟缓慢落笔，然后细细斟酌，再小心翼翼装进信封。那情那景，令人感慨，触动心弦。

　　记得去年底，我打电话给他，祝圣诞新年快乐。听得出他很高兴，声音依然宏亮。问我，信收到没有？我说还没有。他有点担心，月初就寄去了，不会丢失吧？我忙安慰他，不会的。那时加国邮政工人正在轮流罢工。直等到再过一个月，信终於到我手上，他才舒了一口气。

　　这几年，我劝说他，年纪大了，写信太劳累，打电话交谈就可以。他每每回答，没关係，动动脑，练练笔。我心裏明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在编辑岗位上打拚、努力了一辈子的人，笔，已然成了他生命中珍贵的一部分，他怎会轻易放下！

　　关国栋先生一九五八年毕业於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隔年到《羊城晚报》工作，从此和报纸结下不解缘，直至一九九八年退休。其间，曾一度调到《南方日报》，后回归。从记者、编辑，到副刊主任、副总编、总编。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八年，还出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一路走来，不断努力，建树良多。

　　我清楚记得，来加拿大后，第一篇稿件就是寄往国内，投向《羊城晚报》的。关先生正好是“花地”副刊编辑。小文刊出不久，就收到样报和编辑署名的信。我们从此开始了至今已近四十年的书信往来和友谊。起初，他的信常附在样报一起捎来，虽然简单几句，也让身处异乡的我感受到亲切鼓舞。几年后，我的文章主要在美、加两地发表，没有再寄去《羊城晚报》，但和关先生的书信联繫并未中断。信，依然飘洋过海。

　　那时，没有电脑，编辑的工作离不开笔。曾有这样的流传：“编辑三件宝，毛笔、香糊和剪刀。”因为来稿写在方格稿纸上，编辑审稿时，用毛笔蘸红墨水在上面打圈、修正，纸面有限，难免要剪剪贴贴。也许关先生正是这样，每天勤勉工作，对笔感情至深，以至到现在仍爱不释手，坚持用钢笔写信吧。

　　关老的笔，在编辑岗位上，倾注了多少心血，扶持过多少作家，鼓励了多少像我这样的普通作者和文学青年？看“花地”在当时百花齐放，深受读者喜爱就知道。

　　关老的笔，也不时疾书，写出自己的思想和内心世界。不论时事评论、生活点滴、旅遊见闻，他都一一涉猎。大著《杂拌集》和《缺一不可》，裏面收录的几百篇散文随笔、通讯特写，正好反映出他锐敏的眼光和平实的风格。

　　上世纪末，关先生退休了，但他仍到报社，参与每月的评报工作和一些活动。自己除了多看书，也放不下手中的笔，应约或随意写一些文章，有时还把发表的大作附在信中寄给我。近几年，随着年岁增大，老年毛病增多，他终於全休了，不再挥笔为文。

　　见字如人。每当我把关先生的信捧在手裏，看着那一行行遒劲有力、注满文情友谊的话语，除了问好、关心和鼓励，还知道他的生活片断，对社会进步的喜悦和对山山水水的热爱，心潮起伏。虽然素未谋面，但从他寄来的与夫人外出旅遊的留影，这位亦师亦友、智睿宽厚老编辑的形象，早已深印在我脑海中，更有那些他用笔用心，“点、横、竖、撇”一笔一画真诚写下来的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