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四库全书》/资料图片

　　到了乾隆时代，编纂大书的衝动并未消泯，相反变得更加强大。乾隆三十七年（公元一七七二年），安徽学政朱筠上奏，要求各省搜集前朝刻本、抄本，认为过去朝代的书籍，有的濒危，有的绝版，有的变异，有的讹误，因此，搜集古本，进行整理、辨误、编辑、抄写（甚至重新刊刻），时不我待，用他的话说：“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体，而窥天地之纯”，乾隆觉得这事重要，批准了这个合理化建议，这一年，成立了四库全书馆。

　　根据张升先生考证，四库全书馆主要有两个办公地点，一处在翰林院，相当於在今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位置，主要负责勘阅编辑，另一处在紫禁城武英殿，主要负责缮写校正。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是指它的内容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全书”，就是说它是一套很全的书，内容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所有的学术领域，全书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範、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藥良方、百家考工等无所不包，规模宏大、分类细密、纵横交错、图文并茂，成为查找古代资料文献的十分重要的百科全书。

　　对於当时的士人来说，这无疑是一项纪念碑式的国家工程，因为这一浩大的工程，既空前，又很可能绝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无疑在一座历史的丰碑上刻写下自己的名字。这座纪念碑，对於以“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为己任的士人们，构成了难以抵禦的诱惑。

　　因此，“皖派”学术大师戴震迈向“四库馆”的步伐义无反顾。乾隆十九年（公元一七五四年），戴震避仇入京，独居在歙县会馆，生活无着。潦倒之际，与纪晓岚相识，纪晓岚欣赏戴震的文采风华，就把这个“盲流”接到自己家中居住，一起谈书论道。戴震把自己所著《考工记图》给纪晓岚看，纪晓岚钦佩无比，帮助他付梓刊印，还为他写了序。后来四库全书馆成立，纪晓岚向“总裁”于敏中推荐戴震入馆。

　　在戴震身后，越来越多的士人奔向“四库馆”。当时的大学者，除戴震外，还有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杨昌霖。徐珂写《清稗类钞》，将他们五人称为“五征君”。戴震不再孤独，“四库馆”裏，成百上千的编书、抄书者彷彿潮水，迅速湮没了他孤寂的身影。

　　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文化梦想，其实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尤其在明清之际，文网越织越密，士人的空间，已不似唐宋那样遊刃有余。遥远的东北边疆，流放的也不只是陈梦雷一人，如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所写：“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可见文人流放，也是成规模的，让人想起沙皇时代流放西伯利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不同国家裏的封建帝王，治理思路竟然完全一样。清代《指严笔记》说：“清初康、雍、乾三朝多文字狱，往往一字句之细，鈎距锻炼，辄骈戮数十百人。锒铛入狱，血肉横飞，其惨酷为历史以来所未闻。”在这种气氛下，编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这些类书，可以使天下士人在皇权的庇护下“安全地”做学问，也给了他们一个将个人的学术生命与华夏整体文脉相连通的机会，也让他们在帝国的事业裏，寻找到了个人的快乐。

　　编纂《四库全书》，犹如当年编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一样，对於爱书的士人而言，不啻於一次精神的狂欢。四库全书馆裏，他们屏住声息，目光贪婪地在书叶间流连，安静地编辑、勘阅、分校、抄写、装潢，那份安静，掩盖不住他们内心的狂喜。

　　这快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让他们有机会直面古代的珍本秘籍，对读书人而言，这样的机遇可以构成致命诱惑，如总纂官纪晓岚诗中所写，“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后来写下《清史列传》的沈叔埏，当年进入四库全书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接近那些古代秘笈。在担任武英殿分校期间，他抄了很多书，其中不少是《永乐大典》中的书籍，如《老圃集》《都官集》《东堂集》等，他看见了文人们从未看见过的书，一笔一画都来得那样真切，彷彿在记忆裏复现了曾经消失的刺目繁华。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