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穆旦诗集》收录了《我看》、《野兽》等诗作/资料图片

现代诗不便于记诵，韵律也不像古诗那般琅琅上口，极少成为儿时启蒙读物，故而课本就成了青年一代接触现代诗的主要渠道。这令我想到穆旦，他在一九二九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在语文课上竟就能读到冰心于一九二〇年方才出版的诗。这一时期穆旦已爱上新诗并开始了写作，在课堂上很受老师欣赏、经常被当作范文来朗读，而今穆旦诗作也被选入教材，写于一九三八年六月《我看》一诗入选内地九年级语文教材上册。

一九三七年十月，穆旦来到长沙，因为北京、天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南迁并为长沙临时大学，校园沉浸在国族受难、人人义愤的氛围之中，穆旦写了《野兽》一诗来表达它血的“痛楚”和“可怕的复仇的光芒”。紧接着一九三八年二月，穆旦和众多师生一起开始了步行三千里的“长征”，大学迁往昆明改建为西南联大。这次长征其实是长沙临大提出来的某种社会实践，“藉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整个步行团实行军事管理，一路上除了受到一些地方政府接待、游览名胜，也克服着艰苦的条件，宣传抗日救国，了解底层实情，走访不同民族地区，给予课堂之上的爱国青年以坚实的磨练。

《我看》就在穆旦初抵昆明后写下，大背景不外乎山河破碎，亲眼见到百姓沉重灾难的震动，而内心又荡漾着“长征”胜利而没有终结的激情，把诗人的自我深刻融入到家国共同体之中，为他的浪漫主义辟出了现实的底基。此时的穆旦正忙着创办南湖诗社，常常在南湖边读诗、就技术的细节与同学们高谈阔论。《我看》打一开始写的是南湖又不是南湖。前两节书写自然景观，不难联想到他日日到南湖去晨读、课余散步的所见所闻。然而，这又是以我观物式的抒写，应该注意的除了动词，还有化使动、被动为主动的精巧用法：绿潮由远水“荡起”，飞鸟“吸入”晴空，流云“沉醉”了大地。我们要看到这种“主动”性与青年人自我实现、追求人生价值有关；穆旦长在世家大族较弱势的一家，自小不服气，想着证明自己、照顾家人，除了功课上刻苦，喜好读书，也向亲人朋友讲书。高中时他写过一篇《谈读书》，认为现时代读书“至少你得想到你对于社会国家的责任的重大”，以为作书人的本意“是让人学去他既得的知识而再创造，进一步的工作要对社会上谋一部分幸福的”。一代青年像穆旦这样主动扛起社会责任，读书、写作都是为了有所作为，有飞鸟般的志向、像红晕的流云那样创造、丰富人生的理想。另一方面“主动”又要还原其“被动”、“使动”的情境来阐释，从《我看》见到的，是一个被家庭鼓励、被学校认可、被社会接纳的年轻人，以及得以融入时代的个人理想和激情。还在北平的时候，穆旦就已感受到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我看》既是融入了共同体，也表达了在未来能够荡起绿潮、沉醉大地的美好期许。

就文本而言，后者更贯通了全诗。他感慨过去，感慨自己在世界和自然规律面前的渺小，故而结尾二句也广为引用。但就全局来说，流露的是“坦荡地漫游”、“让我的呼吸与自然合流”那样的生命礼赞，他勇于肯定自己，张扬一颗赤子之心不竭的生命力。一九四二年穆旦参加远征军前往缅甸，入野山、过雨林，忍受教人发狂的饥饿，失踪了五个月后到达印度。然而穆旦抒情诗给人的感觉，恰如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对他的评价，即使历经磨难，“这个孩子实际上并未长成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