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家的小区有四十多个小院落，每个院子都配有一个清洁工。

　　其职责是清倒置放在院子不同位置的十个大垃圾桶，绿色是装厨余的，灰黑色的是装家居垃圾的。有不守规矩的装修工会偷偷把装修垃圾扔在垃圾桶边，那些便也成了清洁工清理的活儿。他们早、午、晚处理三次，把桶裏的垃圾装进黑色大垃圾袋，等傍晚垃圾车来拉走。一些纸皮、汽水罐或破铜烂铁，能去收购站换钱的，也捡出来堆在一起，下班再去卖掉。

　　此外清洁工的工作就是清扫院子的落叶。那些树叶随时飘落，秋冬更飘得毫无节制。院子最瞩目的一棵凤凰树看着婀娜多姿，开花时树上一片火红，但它枝粗叶细，叶片只有小孩小拇指盖大小，落叶飘入家家户户，常常堵塞天台和阳台的下水道，清埋起来不胜其烦。院子地面的凤凰树叶，更是撒遍每个角落。所以清洁工一上班就不可能停手。

　　他们还要负责十栋楼五层楼梯间的卫生，包括用消毒水拖地和抹擦扶手。这项不是每天都做，也许是两三天才做一回。这种频率似乎也足够了，楼梯总是很乾淨，不时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

　　清洁工做得都不长久，十多年间换了数茬男女。我只是不时从香港回小区转转，偶而和他们搭几句话，也记不住他们的面孔，只知道他们都是湖南的农民。我年轻时在湖南洞庭湖西边呆过小半年，有点湖南情结，愿意和他们扯上几句。

　　疫情期间的清洁工是个矮小精瘦的男子。

　　家裏不少电器都放坏要更换了。有一天快递送来了冰箱和洗衣机，卸货后两个包装箱高耸着挡在了门口。这时清洁工正好在拖洗楼梯，我便问他要不要，他一边从口罩后连连发出“要”的音节，一边上来搬箱子。我顺口问他贵姓，他答了两三次，我都听不清。他有点急了，扯下了口罩回答，我才听明白：“是蒋介石的‘蒋’？”他看我听懂了，高兴地咧嘴笑，一笑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

　　这是居家抗疫多天以来，第一次见到老蒋的庐山真面目。他五十多岁，眼窝很深，面孔清秀。问他是哪裏人，他答了，依然听不懂。他又急了，顾不上戴上口罩就两步跨到我跟前，在掌心上写下“永州”二字。我衝口而出：“哦，《永州八记》的永州……”这回轮到他听不懂了，笑得尴尬。我便解释：“那是柳宗元贬到永州，介绍永州山水景点的八篇文章……”

　　老蒋的勤快有目共睹。早上七点，院子便会準时响起他拖拉垃圾箱的第一下“轱辘”声。只要老蒋出现，便是个手脚不停的形象。中午和傍晚下班，常见他把回收的废品装在一个大黑塑料袋裏，扛出院子，又或用车把袋子推出去。

　　一个傍晚，我从外面回来，见老蒋正在院子裏整理废物。他弄得很仔细，把纸皮叠得整整齐齐，再捆上细绳。我和他打招呼，他误以为我说他用上班时间办私事，有点慌乱地应道：“阿姨，我已经下班了。”为宽慰他，我便和他聊了几句。问哪天休息？他说哪有休息，天天都要上班。再问一月工资可有五千？他决绝地摇头：哪有这麼多？才二千五。

　　这数字比国家订立的贫困底线二千稍多一些。以当地物价和经验计算，若是家常做饭，一个人伙食费有八百多就能过得中上了。附近本地农民建的出租房，一个二十平方（二百多呎）的房间，租金约是二三百。老蒋二千五的月薪能过得下去。但如有建房置物、孩子学费或医治大病的开销，这种收入还是捉襟见肘，所以出卖废品能多少帮补一点。

　　当地的废纸回收，价钱常起落，现时一斤在五毛到一元左右。眼下人们时兴网购，各家都总会有些包装盒、箱之类的废品。以我观察，老蒋肩上那一大塑料袋，常在四五十斤。这样他一个月就能多出千把元的收入。

　　聊天时发现，老蒋已把部分纸皮捆在身边一辆六七成新的“台铃”电动车上。显然，这便是他常用的那辆运输车。那车不是一般农民工爱选用的大红，却是奶白的，这是城市小资喜爱的颜色。网上这种车的价钱标价，在二千到四千人民币之间。

　　在心中为老蒋算过一笔帐后，我隔个一两天便把有回收价值的废品整理好，放在楼梯平台一角，方便老蒋上来清洁时，顺手拿走。

　　像老蒋这类农民工，在中国当以数千万，甚至上亿来计算吧？他们都正在踏踏实实地行走在脱贫的人生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