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北京充满传统与现代的建筑/资料图片

　　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一个衣冠楚楚的英国男士走过来，腼腆地问我：“您是日本人吗？抱歉，是我太太让我过来问您。”他回头指了指远处一位身穿红西装、坐在轮椅上的女士。她笑瞇瞇地向我招招手。男士指着我手中的酒精纸巾：“我妻子看到您认真地擦行李车的把手，她很欣赏您的做法，因此让我转告您。”

　　他的话和腼腆的样子让我忍不住笑起来。他也笑了。作为遊客，我那种全神贯注擦车的样子，无论谁看到都会觉得滑稽。英国人好打赌。想必是这夫妇俩看到我在擦车，於是赌这个东方“老外”是哪国人，然后找我问个究竟。看这位男士得意的样子，他大概是赢家。旅行者与当地人的对话，这是旅行中的另一种“风景”。我们旅行是去看外面的世界，而外面的世界也在看我们，并且像一面镜子，让我们从反向角度看到自己。相对於山水、建筑这类“硬风景”，我把旅行中人与人的互动看作是“软风景”（soft landscape）。

　　在机场遇到的这位英国人是退休工程师。他们夫妻此行是去探望在上海工作的儿子。他说，儿子很喜欢中国。閒谈中他突然问我：“你认为中国在二十年或三十年后会超过美国吗？”看我答不上来，他加重语气说：“中国一定会在二十一世纪超过美国！”

　　那年是二○一五年。这样的对话内容在十年或十五年前是不太可能的。二○○六年，我和妻子在维也纳遇到一个芬兰学者。他说：“大部分欧洲人（包括我自己）分不清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对我来说，凡是拿照相机的就是日本人，凡是开餐馆的就是中国人。”

　　你能想到在二十一世纪的欧洲，一个学者竟然讲出这种蠢话吗？这个芬兰人在谈其他问题时很谦虚和理性，可是一谈到中国，他的智力立即就退化到十九世纪。他对亚洲人的这种脸谱化的刻板印象，一部分来自种族主义遗留的偏见，另一部分是信息滞后造成的无知。

　　那时在欧洲，除了少数有识之士外，人们普遍未注意到中国的发展，既不了解中国的现状，也缺少了解当代中国的渠道。很少有人去过中国内地旅行。许多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从当地的唐人街或荷里活电影中得到的。那种“东方主义”的落后形象与西方人的偏见十分脗合。

　　儘管电影故事是虚构的，但它们的影响是真实的。它们在艺术上越是成功，在社会上影响就越大。九十年代初我在英国留学时，有三部电影对欧洲人认识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一部是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末代皇帝》，其他两部是张艺谋《红高粱》和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虽然这三部电影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拍摄的，但影片中的中国形象仍未摆脱“东方主义”的想像，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很大的落差。

　　由於信息滞后，加上资讯不平衡，因此在西方国家，有不少人像那个芬兰人一样，对中国的认识很肤浅和脸谱化。这有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缺乏自己的论述和渠道，因而未能让外界及时和正确地了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另一方面，西方传媒在报道中国时，习惯戴着有色眼镜，阻碍了他们本国人民的视野。

　　好消息是：这种情况已有改善。现在与欧洲人交谈时，会发现他们对中国的关心和了解增多了，偏见减少了。

　　坏消息是：不要以为种族偏见会一下子消失。它像冠状病毒一样，会不断地複製，找到新的宿主。正如美国国会议员赵美心最近指出的：对亚裔的刻板印象“平时隐藏在表层下面。一旦有什麼事情发生，就能把它们全部引出来。”

　　在国外旅行时，除了“硬风景”、“软风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风景”：旅行者要经常面对自己的国族身份。每一次过境时，旅行者都要提交护照以证明身份，每一个海关图章就是对其国族身份的一次官方认证。旅行中与当地人交谈时，经常被问的就是：“你是哪国人？”当旅行者重複回答这个问题时，这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确认和强化自己国族身份的过程。

　　当一个人在本国居住时，这个问题不明显。但当他去国外旅行或生活时，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搞不好还会受到其他人的质疑。在英国留学时，我就见到过因国族身份而令人尴尬的“风景”。

　　那是在一个派对上，来宾中有当地人及各国留学生。派对的主人是大学的老师，他让来宾作自我介绍，告诉大家自己的名字和国籍。一个留学生介绍自己是“台湾人”。老师更正她：“那你是中国人。”看到她摇头，老师耐心地解释：“如果大家都是从中国来的，那麼你可以介绍自己是‘台湾人’或‘北京人’、‘上海人’。但在国际场合，你应该说‘中国人’，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看来，一个人的国族身份并非单凭自己的主观意愿就可以改变。在大家的注视下，那个学生的脸涨得像个红气球，似乎随时会爆开。

　　中国自古便将“行万里路”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如今，火车、飞机等现代化交通工具使人们行得更远。旅行不仅让我们看到新的景点，还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视点。